六尺巷是桐城古老大地上的一座文化地标，历风雨几百年，它的风采并没有因时间的久远而褪色，它的价值并非因世事的迷离而黯淡，相反，它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近，越来越亲，从2016年春晚到该年度《人民日报》对它发声的频率之高，可见它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伦理价值、人文价值都被日益彰显了。为此，笔者认为探讨一下它之所以能够引人瞩目的文化学内涵很有必要。
“文化”，即普世价值的文明成果对人的精神主体承担着的教化功能。有“文而化之”的意思(苏轼语)。用今天的时尚语言来说，就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六尺巷的故事，许多人都已清楚了然，无须赘述，但，它的精神源流却不得不提。六尺巷是儒家思想道统在官民关系上的集中考量，作为这一文化现象的有形载体之一，六尺巷在历史时空中绵延下来，矗立在今人的心目中，有时代的必然性。故事绵延，实则是薪火相传的时间表达，是现实境遇对一个文化符号的精神解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六尺巷的符号学意义，是孟子“仁”的思想的一种具体表达，是对“仁”的内涵的发展。它最明显的意义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走向渐进性地平等，主动性在官而不在民，官不应与民争利，君要爱民如子。这个思想绵延中国社会几千年，是历朝历代执政者治国的一个共同价值观，也是衡量家天下兴亡的一个重要标尺。即便是封建社会，廉政同样是吏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旦突破了这道关乎皇权存亡的底线，朝代的更迭就为期不远了。从历次农民起义推翻王朝的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可颠覆的规律。
礼，即是秩序、行为规范的代名词，属于行为的外化——即演绎为礼仪，礼节，礼让，它是由人的言行等现象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形式之果。起源于周礼的“礼”，其蕴含的仪式感一直贯穿历史，尽管它在不同的朝代有所增损。它给人们带来的是仪式感对人的思想灵魂的约束力，是内心的自省，是要求人遵守自觉控制语言行为表达等方面的规矩。合乎“礼”，才能被视为合乎“道”，“道”即规范、原则、规律。而儒家的“理”，正是规则、规范的抽象化，“理”与“礼”的关系正好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理”是“礼”的外化，是表现，“礼”是“理”的内化，是深入和渗透，由内心的观念性的价值观控制而形成于外的一对统一体。我们仰视“礼让”二字时，就不难揣摩其中的“理”的意蕴了。“理”是事物行为的根据，是左右人行为的内核，必须先被确立下来，所以准则在先，被主观认可，才能产生约束力和方向感，对人起引领作用、主导作用。从儒家脉络体系中的“仁”开始，到仪式中的"礼"的表达与精神中的“理”的规约。六尺巷文化学的意义，就是其渊源汇集而成的一个文化集成符号，是民意与官方的意愿相契合的集中反映，它从一开始就有"民为贵"的民本思想蕴含其中，六尺巷的故事，正是对这一思想的传神表达和生动诠释。
国情、社情、民情是任何时候所不能脱离的，它烙下的是文化的血脉之印。六尺巷文化意蕴生发的根源，虽然局限在张英与吴家的个人的道德层面上，但它凸显的是官方怎么对民众的态度，和利益之争的立场，以及解决矛盾的方式，是一个时代处理官民关系的范本。它的意义不是孤立的，它所指向的焦点落在权贵与民众利益的博弈上，落在强势力量和弱势群体的较量上，所以超越了时代，只要有权力运行，这类事件就不可避免。所以其示范性值得借鉴，其警示性值得关切。故事中化干戈为玉帛的圆满结局，预示着它不仅符合国情，也可尝试在法律渠道之外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用法律术语来讲，这个故事，应该是诉讼外调解民事纠纷的完胜，且意味着它将成为稳定社会根基、和谐干群关系的一种不失为良策的理想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