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的散文理论首要关注的是维持一种整齐的、古色古香的风格，让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受其感召，而且相对易于理解。同时，那些被标举为古文内在核心的道德特质是一篇文章的关键所在。因此，某种程度上，散文的这种道德戒令迫使其书写形式维持明白易懂的风格，以免失去古文的共性。事实上，晚清许多古体散文家都特地强调一个信念：用词清晰。谈到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严复提到他为译本所选择的风格：
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
五四运动以来，在一般人心目中，古文是一种属于精英阶层并具启蒙意味的文体，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重提桐城派许多重要的主张，其一是：只有古文才能精确表达复杂的概念；其二是：桐城派不忘强调古文风格的严整。
1890年代末，桐城派晚期大师吴汝纶在几篇讨论翻译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两种观点的矛盾。1898年，他在为严复《天演论》所作的序言中，广泛地论述了形式与内容的联系（即使他最终并未得出结论）。他以1/3的篇幅简明地概述赫胥黎的论点，接下的篇幅全部用于分析中国翻译的风格元素。在他一开始就作出区分的三类书写里，吴汝纶阐明了正统理学的道德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面表达。据他的看法，第一类散文的“道”与风格都是最优秀的，因而这一类散文肯定会流传千古。第二类散文的“道”稍微卑下，但其文章本身的风格够好，所以也足以流芳百世。第三类文章的行文低劣，不管这类文章的作者所欲表达的道德哲学如何，其结果都是迅速遭人遗忘。吴汝纶用2/3的篇幅来阐明风格问题，很明显地道出了他真正关心的重点所在。而彷佛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吴汝纶点明他之所以有可能理解赫胥黎，主要是因严复雄于古文所致。
吴汝纶把当时中国靡敝的文学风气归咎于引进西方观念所致的种种弊端，痛斥应付科举考试的时文、公牍、说部等文体。他担心外国著作若用这些低劣的文体来翻译，恐怕只会赢得“有识者”的鄙夷轻蔑而已。如果当时流行的、文笔不佳的散文趋势得以抑制（但吴汝纶似乎对此深感怀疑），而且人们能认识到严复下笔有欲与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并驾齐驱的壮志雄心，他相信像严复那样的健笔足以传世久远。除却吴汝纶对风格的巨大关注，其言论亦藏着一种矛盾，即形式与内容潜在的冲突。据吴汝纶所言，赫胥黎的讯息经严复的翻译而愈加清晰，但他承认他也有点担心那些信息最终是如何被理解的。
在一封给严复的回信里，吴汝纶用一种相当私人的口吻，坦率地表示他对一般流传的译作感到十分忧虑。在这封远比前述译序更直截了当的信中，他质疑说，既然西方语言与汉语之间有许多差异，难道译者毋需创造一种形式崭新的汉语，用以恰如其分地表达西方观念，就像当年佛教译经师需采用一种新风格来翻译梵典一样。话虽如此，他也担忧新近传入的西学将会占尽优势，开始排挤以本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学问。因为吴汝纶把书写视为中华文化的关键，他无法接受译家使用白话文作为翻译媒介；对他来说，白话文的盛行只会加速传统之逊位——而这一传统的建立完全仰赖精雕细琢的书写。对于严复把西方原文转化为优雅的古文，吴汝纶以一种相当踌躇的态度表示肯定，但他仍感到十分不适。他的焦虑最终使他坚持表现文章的风格远胜于保留原文的意义，因此他劝严复道：“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并且进一步阐述他的看法：“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语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
在晚清，如何恰当翻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吴汝纶的观点是重视风格胜于内容，但他的看法并不是这一重要问题的唯一答案。事实上，许多学者的观点跟他迥然有别，形成鲜明的对比。华蘅芳就是一例。比吴汝纶早了约20年，华蘅芳就曾思考过如何才能将深奥的技术论文译成正确易懂的汉语。华蘅芳那时任职于江南制造局，本身即为科学家，兼任西方科技书籍的助译者。当时的翻译多为两人一组，其中一人以口译的方式将外国著作转换成汉语，另一人则专心把口头翻译转化为优秀的文字，华蘅芳担任的就是笔受工作。他后来写了好几篇论文，探讨他在这类合译中所面对的困难。在相关讨论中，他提出以下的结论：
写毕之成稿，其含义必可以口语字字译之。决无遗漏疏忽之处，既无争议，亦无增减或随变。进入抄写顺利之时，必须思考文理字句之准确，然任何变化必须尽可能注意口语转换。不允许离开古雅之准则而自行发挥……亦不允许插入个人之观点。若你认为原文有误，可插入注解以释之；不能改变原文。（华蘅芳《学算笔谈》）
像华蘅芳这样献身科学且关心科学在中国传布的人，他认为翻译要忠于原著，我们读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和华蘅芳的观点相映照，可以看出吴汝纶观点的问题所在。
当吴汝纶想到“文”的时候，很明显的，他脑子里想的始终都是与这个词语相关的文化传统精髓，以及那些如何把握这一精髓的进路。他对形式细节的坚持因而是自然的。但吴汝纶不承认其他语域的书写，不承认各种风格差异的可能，这一态度使吴汝纶及其追随者陷入困境，孤立于一端。虽然他确实意识到有必要因应新近引进的新观念，回应中国沿海地区新兴城市里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他却始终坚持使用旧有的表达形式，意欲维持其纯净与完整。
在一个越来越难维持其过去与现在联系的新环境中，桐城派固有的问题——忠于古文的家法及对唐宋道统的强调——变得越来越明显。1900年后，桐城派最重要的作品是以古文翻译的西方著作，包括那些用古文翻译的小说。林纾努力把外国小说译成古文的最终结果是提升了小说的地位，而不曾为古文带来新的读者。桐城派作家确实煞费苦心地经营风格，不管尝试哪一种他们不熟悉的书写模式，都把风格的考虑置于文类特征之上。但无可避免地，他们的读者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表面信息上，而不去探究精心铭刻在书写上的那一整套繁复的文化符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