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百年建筑丨姚莹故居

        姚莹 (1785年～1853年1月24日)[1] ，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安徽桐城人。晚清史学家、文学家。从祖姚鼐，是桐城派古文主要创始人。姚莹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举，次年为进士。此后曾游幕广东，在福建、江苏任过地方官。道光十六年，权两淮盐运使。鸦片战争爆发时，他正在台湾道任上，与镇将达洪阿协力同心保卫国土。清王朝向英国屈辱议和后，戴罪以知州分发四川，两使西藏。道光三十年，协助陆建瀛主持盐务。咸丰初，奉旨赴广西赞理军务，镇压太平军，先后任广西、湖南按察使，卒于官。

　　文学成就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

　　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其二，姚莹论文还提倡“发奋著书”的传统与“沉郁顿挫”的风格。方苞论文重“雅洁”，姚鼐并举“阳刚”“阴柔”之美，虽崇尚“阳刚”，而自己所作乃偏于“阴柔”，这是由所谓“康乾盛世”与方苞、姚鼐的生活地位所决定的。姚莹以其危阨困顿的遭遇与愤慨世事的思想感情，进一步突破了桐城派的传统家法。

　　姚莹也注意诗论，表现出与其文论同样宗旨。如《复杨君论诗文书》说：“夫诗之与文，其旨趣不同矣。顾欲善其事者，要必有囊括古今之识，胞与民物之量，博通乎经史子集以深其理，遍览乎名山大川以尽其状，而一以浩然之气行之，然后可传于天下后世；岂徒求一韵之工，争一篇之能而已哉？”又说：“诗之与文，尤无二道也。”他也特别赞扬沉雄悲壮的诗风，如称汤鹏“感慨抑郁，诗多悲愤沉痛之作”(《汤海秋传》)；称张际亮“以其穷忧慷慨牢落古今之意发为诗歌，益沉雄悲壮”(《张亨甫传》)。

　　姚莹同样崇尚程朱理学。但他“耽性理，兼怀济世”(《论心罪檄文》)，与桐城派的前贤一样，皆提倡“经世之学”，做官不但清廉自守，而且注意时务，有政声，也有一些有关实际政事的著述，陆以湉说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冷庐杂识》卷三)。他是中国最早关注和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研究边疆地域政治的学者，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康輶纪行》、《识小录》、《东槎纪略》等。《康輶纪行》是近代史上第一部介绍西藏历史文化民俗的专著。他著此书的目的，就是旨在“知彼虚实”，“徐图制夷”，以“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开启了中国早期近代思想启蒙的先河。与《康輶纪行》可以媲美的是他的《东槎纪略》。该书是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的早期著作之一,作于道光九年(1829)因“龙溪别案”被革职以后。他在困厄之中仍不忘忧国，为清廷、为后人留下治台的施政举措和第一手资料。

　　在文学上，姚莹承袭家学，曾亲聆姚鼐教诲，名列所谓“姚门四弟子”，为桐城派古文家。他论文继承桐城派的“义法”说，“才、学、识三者先立其本，然后讲求于格、律、声、色、神、理、气、味八者以为其用”，使文章“关世道而不害人心”(《复陆次山论文书》)。他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诗绝句六十首》和一些诗文集的序言之中。

　　文学创作上，姚莹诗文俱佳，才华横溢，其文收录于《东溟文集》、《东溟外集》和《东溟文后集》之中。另有《后湘诗集》，存诗20卷。他的文章除阐释性理者外，包括论辨、序跋、赠序、书信、记传、杂文等，“举声音笑貌、性情心术、经济学问、志趣识见乃至家声境遇，靡不悉载以出”(方东树《石甫文钞题辞》)。

　　其散文大抵可分为记叙文、论说文和传记三类。其论说文主要是奏章和涉及政务的书信，收在《东溟文集》卷一和《东溟奏稿》之中。主要是表现作者政治家、军事家的见解和胸怀，文学性并不强。记叙文多见于《康輶纪行》、《东溟文集》卷三，以游记和与友人的书信居多。他的游记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而且重视原始资料，对此原委渊源详加探考，并分析其得失利害，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深邃的学术价值。传记文则多在《东溟文后集》卷十一、十二中，感情真挚、文笔生动，颇有其祖姚鼐的文风。

　　姚莹的诗作大都是写自身感受，或吟咏性情和山水风物，或抒发宦途摧挫之感，忧时悯民之怀。诗风以盛唐为宗，兼有汉魏古诗的影响。姚莹曾以“风之过箫”(《后湘诗集自叙》)来形容自己清韵悠长的诗风。其内容主要可分为论诗诗、登临怀古、赠友和山水四大类，均见《后湘诗集》。诗论以《论诗绝句六十首》为代表，前面已作叙述。姚莹一生为官清廉，勤于思考，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勤于著述，涉猎广泛，留下著作颇多。

　　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时任清朝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和总兵达洪阿积极备战，组织台湾军民抗击英国侵略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30日，英国侵略军侵入台湾鸡笼港口，英国一艘双桅炮舰向鸡笼(基隆)轰击。我台湾军民奋起反击，被参军邱镇功开炮击伤，触礁沉没，毙英军32人。当侵略军上岸逃命时，为台湾“屯丁乡勇”分头追击捕获，生俘130人，缴获武器及地图，击退英军的进犯。这是台湾军民抵抗英国侵略台湾取得的第一次胜利。10月19日，英军三桅兵舰进攻台湾三沙湾炮台，我台湾守军团结一致，把英军击退。1842年3月11日，英军三艘三桅军舰驶入台湾大安港，被大安港守军予以击退，英军49人被守军俘虏。1842年9月29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牛鉴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此后，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抗战将领。清政府竟然完全应敌所请，将姚莹、达洪阿革职逮问。尽管姚莹在台湾率领军民大败英军，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内地沿海各地却屡次战败、丢城失地。最后再耆英、伊里布、怡良等投降派影响下，而终于1842年8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台湾抗英斗争的成功却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别是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的投降派大臣如鲠在喉。在战争中，闽浙诸地均丧师失地，独有台湾地区取得了胜利，“镇道受赏而督抚无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湾屡邀上赏，已犯独醒之戒”。姚莹等人“早已为中外大臣所嫉”。同时，英国对其在台的五战五败、死伤数百人极为恼火，对姚莹、达洪阿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其签约特使璞鼎查要求清政府惩办台湾姚莹、达洪阿抗战将领。诬蔑姚莹、达洪阿“冒功”，“枉杀”其“纳尔布达”号和“安因”号“遭风难民”，要求清朝政府将其“去官正法”“以命抵偿”，否则“干戈复起”。耆英、穆彰阿等投降派亦助纣为虐，交章弹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一月，派新任闽浙总督怡良赴台传旨查办。英国政府借口所谓“杀俘事件”要挟清政府，竟使姚莹、达洪阿等被革职查办。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未敢重判姚莹，仅以贬至川藏任职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