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的戴氏家族

　　以戴名世为代表的桐城戴氏家族是一个典型的耕读家族。

　　桐城戴氏有仓前、香山两支，都是元末明初从江西婺源迁至江南桐城。据《戴氏宗谱》记载：“戴氏始迁居东郭之仓前（即今桐城市东十余里之孔城镇仓前村），遂相沿曰仓前戴。仓前者，合族发祥之始基也。自二世祖仕谦开葬于兹，三世祖祯公及四世祖子璋，并子琼、子瓒、子珉、子，五世祖文杰、文清诸公俱葬于兹，因为佳城，而六世、七世补葬者，不可胜举。”戴名世家族是仓前戴，属于桐城望族。

　　戴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世家。考之桐城家族发展史，“耕读传家”在各大家族崛起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耕读传家”曾经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康农家所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亦耕亦读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重土安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农耕是家庭家族生存繁衍的根本，读书是家族兴旺发达的保障，是族人进身的阶梯，也是农家子弟从社会底层摆脱出来取仕为官的唯一途径。由于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独善其身。桐城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

　　戴氏家族并无显赫仕宦，据族谱记载，家族中担任知县者仅3人，有诸生13人，太学生1人，其高祖与祖父曾任知县，其曾祖、祖父、父亲以及嗣子皆为诸生，直系之外有专传者多为乡间教书先生。戴名世中举以前，曾经长期佣书卖文、教馆参幕，他曾自嘲说：“以笔代耕，以砚为田”，“非卖文无以生计”，乃撰有《砚庄记》。及至康熙四十八年，戴因中会试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之后，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使戴氏家族一举从一个地方微族变成了当地颇有影响的望族。

　　研读桐城戴氏族谱，在这一家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有四人：即六世祖南居，以耕读传家，奠定了戴氏家族发展的基础与发展方向；八世祖时章，为桐城戴氏家族带来第一轮兴盛；十世戴宁，生于明末清初乱世，家族颓败之时，重振家业，教育并影响了戴名世；十二世的戴名世，以其过人的才气、丰富的创作、巨大的声名和骄人的科考成绩，成为桐城戴氏族中最显赫的人物，一举奠定了戴氏家族的地位，同时也为戴氏家族的迅速衰微埋下了祸根。

　　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进，力学古文不辍。他“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与朱生书》）。戴名世六岁开蒙就读，十一岁熟背《四书》《五经》，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戴氏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寿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为古文辞，二十岁起开始授徒以养亲，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三十四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国子监。自此在京师与徐贻孙、王源、方苞等人相聚，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在古文创作方面的长期切磋研讨，也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的发展；他们的古文创作实践，又哺育着桐城派的诞生。

　　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高度评价同乡后辈戴名世称：“孔曼（名世父之号）长公田有至京师，以才名冠江南，京师贵公巨卿，无不敬礼田有”，又称戴名世为“戴氏之伟人”，并礼请戴名世任其子廷璐等人的家庭教师。同为名世同乡的翰林院检讨姚士也称：“田有固海内名宿，其为文楷模当世。”

　　孙慧基同治七年(1868年)在为《戴氏宗谱》作序时指出：“会元南山公，海内名宿。少承其父霜崖公之教，学有本原，读书目数千言，上自三代两汉，山川图籍，石经篆刻，旁及诸子百家，靡不兼综二条贯。其资性然也。走笔为文，天怀浩荡，卓越古今，一空尘障，不拘于礼法，无意组织，自然成章。每一脱稿，艺林奉为圭臬。与同里方望溪、胡袭参先生，并称三杰。韩慕庐尚书尤引重之，谓文有仙心，非凡庸所能道其只字，此才一出，信乎足以起八代之衰。其嘉赏有如此者。”

　　戴名世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相当大的成就。从《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着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发展，有其特色。他与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论文主张对桐城派古文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他认为作文当以“精、神、气”为主，语言文字为次（《答张、伍两生书》）。他又认为文章之所以能传神，关键在于“义理”，而“语气”则是从属之物（《有明历朝小题文选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对藻饰剽窃，认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标准，而文章只有讲究“精”与“神”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同时，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须“道、法、辞”三者均备，即思想内容、结构法则与语言应当完美结合，三者缺一不可。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

　　戴明世的史论言辞犀利，议论透辟，如《老子论》《范增论》《抚盗论》《史论》等。后代学者称赞他“才气汪洋浩瀚，纵横飘逸，雄浑悲壮，举动得《左》《史》《庄》《骚》神髓”。(萧穆《戴忧庵先生事略》）。最佳的散文首推史传文学和游记。《南山集》今本卷六、七、八的数十篇传记，卷十一的五篇《日记》，卷十二《子遗录》，卷十三的四篇《纪略》等，既表彰了明亡之后坚持民族气节、隐居不仕的读书人，又歌颂了抛却一己之私、奔走于抗清事业的忠贞烈士，同时还在有的章节（如《曹先生传》）中将他们与那些“受人主知遇得富贵而反颜事仇者”作一对比，讥刺了为求富贵而摇身一变、腆颜事清的无耻故明官僚。戴名世以史迁为师，史传作品成就最高，或谓“先生为文得司马子长之神，归熙甫后一人”（邓实《戴褐夫集跋》）。《画网巾先生传》是他的名篇，堪称史传文学中的佳作。此文用极其生动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其姓名爵里皆不得而知”的反清英雄形象，虽实录其事而人物个性鲜明，通篇寓庄于谐，情趣盎然，继承了司马迁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因为他的史传普遍笔法生动洗练而又述事周详，故梁启超称赞他“史才特绝”。《南山集》中的一些游记散文如《游天台山记》《龙鼻泉记》《雁荡记》《游大龙湫记》等，“空灵超妙”（方宗城《桐城文录序》），写山川景色颇细，文笔清丽生动。

　　戴明世一生著述甚丰。所著有《四书大全》十六卷，《南山集》二十四卷，《孑遗录》十四卷，《易经阐要》六卷，《书经补遗》十二卷，《列女传》二十卷，《田有时文》初、二、三、四集二十八卷，余书凡十数种。

　　戴名世后因“《南山集》案”被处死。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当时政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开山鼻祖方苞、侍郎赵士麟、淮阴道王英谟、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牵连其中，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

　　所谓文字狱，就是因文字的缘故所构成的罪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文字狱历朝历代都有，随着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文字狱也开始愈演愈烈，到了清朝时，文字狱可以说是到了历史的一个巅峰。清朝的文字狱数量之多、涉及之广、惩罚之惨都是其它朝代所无法比拟的。

　　清代文字狱以世家大族（文化世家）为主要打击对象，也偶涉朋党，在地域上以江南为主，以反清言论、满汉关系等为诱因。这是因为世家大族集中、文化发达的江南地区，是最能代表清代文化发展水平的地区之一，就全国范围而言，也极具号召力和影响力。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只有对这些地区的世家大族进行威慑和打击才能有效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戴名世《南山集》案是康熙五十年发生的一件震惊朝野又牵连甚众的文字狱大案，尤对江南桐城方、戴两大文化世家影响甚大，构成了桐城文学生态链条上极不和谐的一环。案后桐城文学生态发生了丕变，桐城文人的创作灵性开始泯灭，文学活动的多样性特征逐渐丧失，文学活动的自由空间不断缩小，文学批评的理念严重失落，也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文学的传播和接受。

　　桐城戴氏家族于明初迁桐城起，历经三百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皖桐颇有影响的文化世家。戴名世更是桐城戴氏族群中一位仕宦和学问皆极显赫的人物。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来的《南山集》案，或许戴氏家族将会以戴名世为旗帜，继续传承读书传家的风范和走科举兴家的仕进之路，其家族中的优秀成员也必将在桐城乃至清代学界文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此殊荣带来的文化世家的光芒将会不断闪耀。不幸的是，从天而降的飞来横祸———《南山集》文字狱案改变了这一切，戴氏家族的中衰由此开始。戴名世被作为钦定首犯处斩，家族多人受牵累，或遣戍东北，或入旗为奴。从此戴氏家族由戴名世带来的短暂辉煌不复存在，并逐渐转衰。戴氏族人于案后，心灵和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更为巨大，漠视功名仕途，读书传家的仕进之路从此中断，家族衰落之势由此开始。在封建时代，像戴氏家族这样以诗书传家的文化世家由于长期缺乏科举、仕宦等强有力的兴家途径的支持，只能无可奈何地衰落下去。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初十，戴名世问斩于京师。名世死后，贫无以敛，其好友杨三炯(字千木)和门人沈培福(字元景)醵金而棺敛之，后其从弟辅世自京师扶榇归葬于所居南山砚庄之南。

　　斯人独寂寞。这位给桐城带来巨大声望和影响的文学大家戴明世的墓冢如今孤寂地坐落在城东仓前村的阡陌中，与他的同乡、位极人臣的大学士张廷玉坐落于龙眠山的墓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仿佛在拷问着故乡人的良知！

　　(作者系安庆市教育局原副局长，地方文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