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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北岩及其《学生国学问答》

2018-08-09 来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作者:韩梦星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导读:《学生国学问答》是民国时期安徽桐城人叶北岩编写的一本国学普及类读物。该书篇幅不大,共284页,约计9万余字,条理清晰,内容充实,结构严谨,并不是机械的对国学基本知识……
一  作者及版本考

  叶北岩,原名叶芳干,又名叶莹,字葆桐,号北岩、岑楼。安徽桐城唐湾镇叶湾村人。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只了解1936年8月他曾随姚伯龙一行赴粤筹备建立广东航政局[1]。根据桐城叶氏族谱记载,叶北岩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十月,卒年不详,后由长女叶艺荃将其安葬在安庆广东圩。他的弟弟叶瑛与朱光潜是同窗好友,1942年至1950年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所著《文史通义校注》比较有名,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出版。
  《学生国学问答》是一本基本国学知识普及类书籍,1934年完稿于安徽桐城。1935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内容分为五编,共284页,约计9万余字。在1936年9月也就是这本书初版问世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已经印刷到了第四版,可见此书的畅销程度。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在有限可供佐证的资料里,我们发现,这本书在1939年9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发行第七版,发行人王云五,定价国币七角,32开本;1940年10月发行第八版;1941年10月发行第九版,此时的定价为国币一元一角。
  1968年1月该书成为王云五主编之“人人文库”之一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1969年10月发行第二版;1973年1月发行第三版;1975年10月发行第四版;1997年3月再版第一次印刷;2002年9月第二次印刷。台湾商务印书馆前身是1947年10月在台湾省台北市设立的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该馆在台湾当局的要求下,脱离总馆而独立,改名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直到现在。1964年,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重掌帅印,直至1979年逝世。台湾商务印书馆虽偏居一隅,但仍出版了大量的学术专著,曾影印全部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编印台湾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等。
  2007年,沈文冲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书刊鉴藏录》中评价这本书说:“《学生国学问答》,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初版,至1939年9月印第七版,算来五年间就印了七版,实在是一本颇受欢迎的好书。”[2]502民国出版界国学概要类书籍层出不穷,大家名著不断,能在质量良莠不齐的图书市场连续发行多版,可见这本书也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2009年8月,《学生国学问答》更名为《学生国学问答:文史哲三百题》,收入“花生文库”丛书系列,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国学范围广泛,品质亦颇繁杂。为提升国人对国学的基本认识,《学生国学问答》本书将其分类概述,兼容并包,予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国学领域中辟示路径,让学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且这本书有许多不俗的见解都与大师之学术并行不悖,故而编者将这本书划归“大师谈学习”的系列丛书。关于这点在这版的后记中也有提到。这版书以台湾商务印书馆2002年9月台湾发行印刷的繁体字竖排版本为底本,副标题是编辑新加的,所谓“文史哲”是指这本书五编的泛指。编者遵循《简化字总表》(1986)和《异体字整理表》(1955)对台湾本的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了规范化的处理,并且改正了其中较为明显的错字和疏舛的标点符号[3]。黄山书社成立于1984年9月,是一家集编、印、发行为一体的古籍文史图书专业出版社,隶属于安徽出版集团。建社30年来,黄山书社人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努力挖掘安徽文化和桐城派等地域文化资源,出版了一大批文史古籍类图书和通俗读物。

二 《学生国学问答》内容

  《学生国学问答》是一本切中“国学”要旨的通俗书籍,针对的读者自然是广大青年学生。沈文冲在其《民国书刊鉴藏录》中提到:“编纂者应当是一位教书先生,但看来不是一个教‘死书’的人,似乎他教的国学,还颇受人欢迎呢!”[2]502从他提供的重印版次,也能够让我们知道叶北岩作品的热销程度。重读之后,感觉这本书条理清晰,语言风趣轻松,内容上也并不像某些国学问答类书目一样艰涩难懂。
  叶北岩在其不长的《弁言》中写道:“为兼容并包批示路径计,窃将国学领域区为‘小学’、‘经’、‘史’、‘哲’、‘文’五类。‘小学’则注重文字构造和衍变;‘经学’则抉示性质和源流;‘史学’则显明体例与纯驳;‘哲学’则探讨思潮孕育与起伏;‘文学’则循溯个体的诞生与代谢。”[4]1叶北岩在弁言中将国学区分为五类,并在绪论里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言语不足以达远而传久,乃有文字来代表言语的符号,于是文字出而记载著述述兴,学术始渐发达。是文字先于学术,所以第一编先谈‘小学’。群经为我国学术的渊源,更为修身经世的大本,所以第二编便谈‘经学’。欲求民族演进的痕迹,和时代齿轮的啮印,则不得不问津于载籍,所以第三编便谈‘史学’。时代文化齿轮的转运,全赖思潮为之推动。欲穷文化的流变,和社会所受影响的因果,不得不追究历代的思想界,所以第四编便谈‘哲学’。文学乃时代的反映,并为人生指导的先师,在我国历代文学的产品尤极丰富,各有成因,各著特色,所以末了第五编便谈文学。”[4]2这段话不仅将叶北岩整本书的国学框架清晰系统的告诉了读者,更将每一编的原由告知读者,正所谓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可见叶先生的匠心独运,也奠定了这本书不仅仅是国学知识简单机械的搬运,更是作者读书治学的经验感悟之谈。叶北岩在《绪论》中还提到了自己对于国学的看法,他说道:“什么叫做国学?就是国于天地之间,一国有一国的文字,一国有一国的文化,一国有一国的学术,文字为推进文化的工具,学术为文化演进的结晶,所以一国的学术叫做国学。”[4]1叶氏将文字、文化、学术这三个概念纵向串联起来,从而得出“一国的学术叫做国学”的观点。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在本质上与钱穆对于国学的定义无异。钱先生在其名著《国学概论》的《弁言》中提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5]1对于国学未来的发展,叶北岩颇具远见,抱有乐观的态度看待,他在《绪论》中又写道:“求立足于现在的社会,第一要借助于现世的学术,欲求知世界的学术,更要先明了本国的学术,所以注重国学,是为人为学的基本条件。”[4]1由此可见叶北岩的治学观念十分的开明,他不像旧派学者一样固步自封,并不一味地排斥现世的学问,甚至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接受,并且具有一种纵观世界的开阔眼界。从而我们可以看出叶先生在治学上是拥有区别于一般学者的格局,也可以窥见他在生活上应该是一个豁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可见沈文冲说其不是一个教“死书”的人也不无道理。《学生国学问答》初版的年代,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已在学术上有了许多弘博建树,叶北岩只是谦称这本书为“野人得芹,以公同好”。

(一)小学
  叶北岩以小学为治学之径,故将小学列为第一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概述从小学的含义、范围过渡到文字学、文字的定义、字的构成,从而合理的展开下面的三章:字形、字音和字意。
  作者在谈论小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将小学的含义摆在纸上,而是通过引经据典告知读者为什么凡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都统称为小学。他介绍道:“《汉志》:‘古有八岁入小学,故周官-周礼-保氏掌养国子,教以六书。’《汉律》:‘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可知古时小学乃为学校之名,不过识字为小学中主要的科目。”[4]5从小学的起源上讲起使读者根源上理解小学的含义。在阐述文字的定义时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例相结合:

  作者将文字的定义分为意、象、形、声四个部分,而后分别阐述这四个概念,最后将这四个概念合为一体,循序渐进的告诉读者何为文字。
  在接下来字形、字音和字意这三章中,这种条理性和阶段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和明显。关于字形的阐释,作者从起源即伏羲画八卦到仓颉造字层层递进至六书的含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逐条分析;然后至字形的变迁:古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真书;最后到历代关于字形的著述,推荐了不同朝代记述文字字形的书籍。在章节的后面附录了各代文字增减数目表。在讲述字音时又注重字音变迁的原因和历代对字音研究的成果与著述。作者对于字意的阐释更多的偏向于通过对字意含义的解释从而引出其研究方法训诂学的相关知识。通过章节最后例如:现在通行的诗韵是用什么韵书?要求我国语言统一应从什么地方入手?有没有音全同而意绝不同的字?试举其例。从这样的复习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希望读者看完这一编后只是对小学有一个浅显概念上的理解,更希望读者可以透过概念的阐释和实例的列举掌握个中方法从而举一反三,得到自己的感悟与体会。

(二)经学
  叶北岩认为经学不仅是我国学术的渊源,更是人修身养性之大本。所以第二编讲经学。经学共分为三章:概述、群经提要、历代治经大概。从这三章的题目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首先在宏观上将经学的定义、大致的发展脉络展示给读者,然后从横向著述介绍和纵向时间发展这两个不同的切入点带读者走进经学的内部,一探其主要内容。
作者在解释“经”的概念时,并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将概念直接摆在读者面前,而是从解字的角度切入:

  许慎《说文》:“经,织也。”就是织物的经纬线,纵的叫做经,横的叫做纬。而班固《白虎通》则训经为“常”,为经常不易之意;刘熙《释名》则训经为“径”,如路径无所不通,皆从经字上引申意义。[4]39

  然后深入到经典中进一步解释其内在含义:

  《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经者有经纶天下之意;《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是以治天下的法则叫做经。[4]39

  从而引申到“经”如何变成了尊称:

  故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就是说六经都是修身治世的法则,所以叫他为经。章学诚又云:“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朕也。”这就是说不是圣人著作,不能称经,是后世尊崇的意思,于是经的名词,便从此尊重隆重了。[4]39-40

  作者通过三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经”这个概念,接下来开始探讨它的历史,在回答“经名始于什么时代”这个问题时,提及至“六经”。儒者因为对孔子的尊崇而将其删定的六经为“经”的开始,然后对六经为什么人所作、六经为什么又叫做六艺、六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阐释,条理清晰,层层深入。而后在对两汉的今古文之争进行解释的同时,也将今古文的区别点进行罗列。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经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作者将“经目”的更迭及其原因一一列举。在第二章群经提要中,即为提要一定是简明扼要的,作者通过简洁的语言对世人熟知的十三经进行概述,主要介绍了他们的定义、今古文的区别、核心概念以及各自的篇次,其中作者着重介绍了这些典籍在流传过程中篇次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章节的最后对朱熹的“四书”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三章作者在梳理历代治经大概的内容时其切入点为今古文的发展历程,与上一章中的核心内容联系在一起,内容合理且不突兀。汉代时期古文学初见于世;到东汉时期今古文并行于世,著述层出不穷;晋孔安国学术大行于世;南北朝时虽分南学、北学,但总体来说北学更胜一筹,其义疏之学上接汉儒下开唐代注疏之路;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肯定古人治经的成就的同时并没有避讳其中带来得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对郑玄其人评述时:

  汉末郑玄(康成)独网罗众家编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七政论》、《六艺论》、《鲁礼禘袷义疏证》、《毛诗谱》;校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总百余万言,统一今古文学,卓为儒宗。然混乱今古,败坏家法,郑氏却不能逃其罪。[4]67

  晋代之后经学的研究并没有重大的进步,作者可能出于这样的原因,并没有对晋代之后的经学研究多做评述,反而将其不足的地方列出供学者参考:他认为唐代学者只诵文,不求义;宋人多疑古,反古人而探新义,武断事实;元明经学无所发明,虽然有胡广的《五经大全》但总体并没有走出宋儒的窠臼。讲到清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年代比较近,作者对清代的治经概况讲述的比较清晰且完整,首先分述了清代治经的四大派:浙东学派、东吴学派、皖南学派和常州今文学派。虽然这四大派以地域区分,但是其特点各不相同。其次,作者总结了清代治学的三大特点:辑佚书、精校勘和通小学。最后,作者引用著名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阐述的“清代经学凡三变”的观点申论道:“清代经学凡三变,初叶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阐明许郑之学,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溯而上之,直追汉初今文说,是为西汉今文学。故有清一代,经学极昌明,实唐、宋、元、明所不能及。”[4]71这一编由于内容较多,课后的问题也相对多一些,但总述其提出的问题还是在于熟悉概念,理解典籍。

(三)史学
  叶北岩认为想要了解民族演进的痕迹和时代发展的印迹,就需要从载籍中获得,所以第三编讲史学。共分为概述、正史和杂史等三章。
  在解“史”字时,作者不仅列举了我国古籍并且还结合了英语单词“history”的来历。同样的在回答“什么叫做史学”这一问题时,作者也引用了大量的说法,例如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杜威所著《平民主义与教育》等外国文献,结合中外古今的文献得出“历史是人类社会衍进的痕迹”、“人类整个生活,纵是历史,横是社会”等结论。在提出“史学是研究社会衍进的痕迹和进行的产物之因果之一种科学”这种观点后,紧接着作者就“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以前中外学者只认政治历史为历史,他们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并且引用了弗里曼的观点来论证这一点。认为以前的历史是以政治为主,本于英雄观而形成的,这样的历史是宗教式的劝善文,是文学的附属品,并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自从近世唯物论经济的历史观出现,发现了历史的因果律,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的科学。接下来作者就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历史意义进行了简单的叙述。作者将史学的起源定在了孔子时期,认为“孔子以前只有史的雏形,孔子时史体始具”[4]83。其后对史学的范围和三种体例各自优劣之处进行描述。最后在史的分类中写到隋唐时分为13类,清代四库中将史分为15类,由于这种分类方法较为繁琐,所以作者在本书中就将史粗分为正史和杂史。接下来的两章就分别对正史和杂史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作者在对正史下了“正史者为史籍的正宗”这样的定义之后,将其分为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类,对二十四史、《竹书纪年》、《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等史籍进行分类叙述。相对于正史,杂史则更加的琐碎。作者认为杂史者为正史的附庸,依据其性质的不同而区分为别史、政书、地理和目录四类并列举具体史籍进行分述。
作者在本编的最后表明:虽难以精确区分正史杂史,但两者各有其优势之处,学者在研究史学时应相为表里,不可有所偏废。笔者认为作者成书的条理性以及章节之间的关联性在“史学”这一编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读完可以对中国史学有基本的了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四)哲学
  叶北岩认为时代文化齿轮的转运,全赖思潮为之推动,欲穷文化的流变和社会所受影响的因果,不得不追究历代的思想界。所以,第四编讲的是“哲学”。本编共分为五章:概述、周秦诸子哲学、汉唐哲学、理学和现代思潮。总体来说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讲述的,时间线索较为明确。
  作者在第一章概述的第一部分中结合了胡适、李石岑和美国著名的唯心主义者霍金的观点总结出哲学是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原理,以求充实生命的学科。哲学的范围分为三部分:形上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然而在古希腊柏拉图时期将哲学分为论理论、物理论和伦理论三派,分别与上面的三部分相对应。哲学作为一种科学,他和其他科学有着紧密且不可分割的关系。作者在章节中阐述其关系为“齐一的关系”。哲学产生于其他学科之前,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他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非常普及无限的,希望对世界全体有一种了解。由哲学的世界概念,发出许多“特别科学”的研究,而科学所得出的结果,能发出无数精神哲学的思想,为了证明这个关系作者列举了实例。这一章的最后,作者对哲学的起源稍作探讨,思想的大本营即为哲学,它由感情欲望而生,而意在结合人生日常的经验与科学研究之结果,组成丝毫不矛盾的宇宙观,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悟性的要求及感情的需要。中国哲学渊源甚远,作者本编断自周代而始于孔老。引出了下一章周秦诸子哲学的具体内容。
  在分析周秦诸子思想发生的原因时,作者总结说:“生活产思想,思想造生活。”[4]118一句话就指出诸子的思想来源于当时社会背景趋于黑暗、政治制度日渐混乱。在诸子九流十家中以儒、道、墨三家为代表,因为这三家拥有独立的哲学精神。接着对这三家代表人物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进行了大致的介绍。以儒家为例,作者挑选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五位代表人物进行论述。作者说孔子思想的根本精神,只着重在“仁”,入“仁”需以“忠恕”为路,“忠恕”之施始于“孝悌”;“仁”的功夫则在“成物”,“成物”在于“富教”,而富教之施先于一国在于天下,由“小康”而进于“大同”。此孔子由仁之立足点而趋向大同之思想。作者认为孔子的思想一面叫人家觉悟,一面要自己努力,他的思想完全属于伦理的性质。颜子和曾子均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子天资聪慧,品格高尚,悟得道体,无所不在,而曾子则将孔子的孝悌精神贯彻到底,他的思想发于孝而归于孝,从而形成一元哲学。孟子和荀子两者虽然都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二者的思想还是有较大的差异的。孟子主张性善论,对教育主张自然主义,发展个性,在政治上由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带有民主思想的主张。荀子则主张性恶论,对于教育的态度为“积善以去恶,博学以积知”,在政治上主张礼治主义,这在儒家学者中是较为特殊的一种思想。道家的代表的人物选取的分别是“无名派”的老子、“为我派”的杨子和“齐物派”的庄子;墨家的代表人物为墨子。最后就三家思想的不同之处做出比较,并对九流十家的其他几家的主要思想进行简单的介绍。
  战国时期是思想最为繁盛的时期,而后秦焚书坑儒,思想界由此受到摧残。至汉文帝开献书之路,百家稍稍复兴,武帝采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西汉学者墨守家法,东汉则重章句尚训诂,且佛学滥觞于东汉而盛于大唐。由此作者总结了汉唐哲学的发展轨迹,从而引出对王充思想和佛学各宗的介绍。作者认为汉唐只有王充的思想具有独立的哲学精神;佛教的“空”、“有”二义影响所及,造成了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在最后简单介绍了道家变为丹经符箓和魏晋玄学。
  作者将宋以来的哲学统称为“理学”,他总结理学的产生有四种原因:第一是对训诂学方法起反动;第二是对词章方面起反动;第三是受到道教的影响;第四是受到佛教之禅家的影响。这四种原因,酿成了当时一面要与训诂词章家“革命”,一面要对道家佛家行坚壁清野的策略,造成了宋以来儒表道里、儒表佛里的一种理学。此后的内容,作者对北宋周敦颐濂学、程颢洛学、张载关学、南宋朱熹闽学、陆九渊江西学派和元明清理学之代表派别的基本情况进行大略的介绍。
  这一编与其他国学问答类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将现代思潮单列为一章,虽然篇幅不大,但却对当时我国思潮概况和西方思想的发展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不仅如此,他还推测:“现在东西方思想对流,有如东方的青年和西方的美人自由恋爱,将来必定要产生混合血统的恋爱结晶。”[4]167可见作者对东西思想交汇后产生的思想结晶抱有较大的期望。

(五)文学
  叶北岩在《绪论》中讲道:“文学乃时代的反映,并为人生指导的先师。”[4]2由于我国历代文学作品尤为丰富,各有成因,各著特色,故最末一编为文学。本编共分为四章,分别是概述、表现文学、批评文学和新时代文学观。
  作者总结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观点后,认为以文字再现生活,而能指导人生,批评人生,并引起读者共鸣共感的便叫做文学。在列举了几种文学的分类之后,作者对文学恰当的分类方法做出了叙述,应当分为表现文学和批评文学。表现文学又分非韵文和韵文。非韵文再分为散文、骈文和小说;韵文再分为诗、赋、词、曲、戏剧。而批评文学则分“关于文的”、“关于诗的”、“关于词曲的”、“关于戏剧的”。关于文学的起源,“文学”类这种按文体来分的方法,其实是方便学生学习的。把一种文体挑出来,就可以观其源流脉络,一条线走到底,明白清晰。而且,按文体来叙述,更可以细致地写出各种文体的特点精要之处。作者说:“文字发生在言语之后,但是文学却先于文字。因为人生即有感情,有感情便有表现。”[4]178由于人类的生活因时代环境而不同,环境有满足和不满足,兼且北方生活与南方、高原生活不同,导致了文学带有了地域特色。
  作者总结道:“生命力受了压抑而自然地映射生活于外界的就是表现文学。”[4]183而表现文学与批评文学为相对名称,也可以说表现文学是天才的产物,批评文学是知识的产物。作者对表现文学的分类也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以文字专注意表现思想而不求形式整齐、音节和谐的叫做非韵文;以文字刻意状绘情绪而务整齐形式、调和音节者叫做韵文。作者将非韵文区分为散文、骈文和小说,并按照年代的顺序将这三部分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进行了简单的陈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没有对小说这一题材的评价有失偏颇,反而对其中部分作品中对当时社会的反映和讽刺颇有赞赏之意。作者将韵文的范围区为诗、赋、乐府、词、曲和戏剧,并对这六个部分的时代发展和代表人物及其作品进行陈述。作者在介绍韵文时侧重于这一体裁的发展变化及其传承,并对他们之间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比较性解释。
  作者首先讲述批评的含义。批评涵有五种意味:指正、赞美、判断、比较及分类和鉴赏,打破了人们对批评的传统印象。然后解释由于批评的活动时代为创造的活动时代之先导,有着众多作用和效果,所以批评文学在文学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批评的方式亦有很多种,批评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就独立成为了一个学科;我国亦在周秦时期即产生,但是只是偶尔流露而非专门有所创作,故而十分的零碎。作者将这些散落在书籍中的关于文的、关于诗的、关于词曲的和关于戏剧的批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整理。
  在这一编的最后一章标题为“新时代的文学观”,这也是本书至为可贵之处。作者并没有以陈腐的旧观念看待新文学,在文学编中单列一章,虽然篇幅仅占一页而已,但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予以肯定。作者特别提到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新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不仅如此,作者对1918年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等发行的《新潮月刊》以及而后出现的两个激进团体和他们主持创办的报刊予以热忱的肯定:一个是以鲁迅先生为主的“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一个是以张资平为主的“创造社”创办的《新潮月刊》,并说道:“辛亥一役,霹雳一声,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政体,独是文化方面,尚为旧思想所笼罩。”[4]278而“近十余年来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上和文坛上,处处表现新时代的气象,都应归功于以上的四社。”[4]278-279

三  结论

  《学生国学问答》这本书的作者叶北岩生平不详,籍籍无名,但从书的“弁言”所记,可以知道本书1934年10月10日(国庆日)在安徽的桐城完成。其室名为“燕山草堂”,亦不见著录。虽然内容篇幅不大,但是条理清晰,章节之间环环相扣。笔者才疏学浅,只能对本书每一章的结构特点做出分析,力图还原作者著书的内容要旨和编写特点。
  问答形式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课后的复习题也可以加深读者对知识的记忆与掌握。纵观全书,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将概念填鸭式的输出,而更倾向于使读者知其源头,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其次,从文献的引用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一个思想陈旧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新学者。在著书过程中大量引用国外文献和西方著名学者的言论,不仅如此,将自己对东西方思想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效果的期待直言不讳。最后,作者对国内学术界产生的新思想、新文学也抱有极大地期许并加以热烈的赞扬。他将“现代思潮”和“新时代的文学观”单列为一章,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可以从中窥探出作者并不拘泥于这小小的方寸之地,而是一个有大思想、大格局的学者。
  作者的治学水平固然不可与钱穆、章太炎这类大学者相提并论,但叶北岩这本书胜在条理清晰,语言简明。虽然与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相比较内容较为短小,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也不失乐趣。由于国学知识庞杂,作者为了避免泛泛而谈,力求新颖别致,使人一目了然。虽然时人少有论评,但从此书被出版社热捧,前后发行十余版的销售业绩分析,可见其兼具实用性和知识性,非坊间跟风滥造之书可比。
  笔者在阅读此书时,玩味再三,不禁觉得收获良多。无疑《学生国学问答》作为一本面向青少年的国学基础知识普及类书籍是成功的。当然他也可以作为当代大学生研习国学之书和学者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之用。作者将每一部分串联起来,整本读下来,虽然说是问答类书籍,但是能使读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框架。这是笔者认为作者最匠心独运的地方。另外,作者叶北岩的生平事迹不见著录,我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其人,更可以从中窥见民国时期一个普通的学者为启发青年教育而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参考文献:
[1]无名.新任粤省两人员明日南下同乘阿拉米斯轮[N].申报,1936-8-7.
[2]沈文冲.民国书刊鉴藏录[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3]叶北岩.学生国学问答:文史哲三百题[M].合肥:黄山书社,2009.
[4]叶北岩.学生国学问答[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5]钱穆.国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作者简介:韩梦星(1997-),女,河北邯郸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2015级学生。本文原刊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经作者同意转载。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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