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江宁府上元县的桐城派传人管同
清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钟山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管同与梅曾亮、姚莹、方东树并称为姚鼎的“四大弟子”。
命运多舛求学刻苦
管同，字异之，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生于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市北部市区）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祖父管霈喜欢文学，擅长诗歌，于乾隆九年(1744)考中顺天乡试副榜。管同的外祖父邹森举人出身，做过安东教谕。
管同是家里的长孙，从小非常聪明，深得祖父的喜爱。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祖父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管同3岁时，管霈赴任安徽凤阳教授，于是举家迁到了凤阳。在凤阳的几年，是管同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但是灾难却慢慢地逼近这个家庭。乾隆五十二年(1787)，管同的祖父管霈被提拔为四川仁寿知县，未及上任即溘然长逝，这一年管同才8岁，次年，全家迁回祖籍江宁府上元县。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管同的父亲亦撒手人寰。虽然家里的生活十分困窘，但是母亲邹氏并未放弃对管同的教育，而是亲自授以诗书，望其有成。管同十四五岁时，全家迁到了江宁府城，母亲延请管云庄教授管同。管云庄是管同的族兄，喜欢文辞，学问也很好，他的朋友严小秋等人经常来和他谈诗论文，管同往往侍立其旁倾听。
嘉庆初年，著名的文学家姚鼐在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管同遂入书院学习。在钟山书院，管同如鱼得水，这儿不仅有名师指教，而且结识了许多朋友，如梅曾亮、刘开、姚莹、方植之、邓廷桢等，可以互相切磋，共同探讨。
嘉庆三年(1798)，管同已经小有名气，有亲戚请他教授学生。老师姚鼐也非常赏识管同的才华。
这几年，管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宁府度过。读书、教授学生，闲暇时则与朋友一道游玩。江宁为六朝古都，山川秀丽。管同曾与朋友登上石头城怀古伤今，也曾登上燕子矶，望滚滚长江奔流入海。嘉庆六年，他和王中子一起登上岑山之巅的扫叶楼，他这样描绘：是楼起于岑山之巅，土石秀洁而旁多大树。山风西来，落木齐下，堆黄叠青，艳若绮绣，及其上登则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砜，幽旷瑰奇，毕呈于几席，虽向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
奔波教书养家糊口
嘉庆九年(1804)秋，管同离开家乡江宁，开始了长达六七年的流浪生活。这一年的九月，他路过滁州的关山，看到关山形势的险要，写下了《过关山记》。次年，他经过凤阳、颍上。在凤阳，他的表弟王君邀他重游龙兴寺。时光如水，此次重游，距他离开凤阳已有十七年。他从百姓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祖父管霈的事情，慨而泪下。他写了《与凤阳守令书》，认为“守令于百姓，听断于一时。其于凶民，固当绝其本”，建议凤阳县令剿除巨寇匪徒，防患于未然，反映了管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心。嘉庆十一年(1806)，管同到达河南商丘，在其同乡商丘通判陈氏兄弟家中教书。这一时期管同的作品有《游西陂记》《记蝎》《商丘济渎祠记》等，其特点是长于议论，多理性的思考。
嘉庆十三年(1808)，管同离开河南，他的老师姚鼐推荐他到宝山县令田仲衡家去做家庭教师。在宝山，管同看到了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海上潮汐，写下了《宝山记游》。其中既写到涨潮时“海涛山崩，月影银碎”等壮丽的景色，也写到“午晴风休，远波若镜”的秀美风光。
嘉庆十四年(1809)的秋天，管同又从宝山到了山东孙星衍先生幕府下做事。嘉庆十五年(1810)，管同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乡——江宁。
英年早逝诗文流芳
管同回到江宁后，过了一段“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安静祥和的生活。这一年，他在屋后建了一间小亭子，命名为“抱膝轩”，取诸葛亮“抱膝而吟梁甫”和陶渊明“容膝易安”之意。轩内卧榻一张，书籍满架，管同在内偃仰啸歌，自得其乐。此后几年，管同虽有时外出教书，但大都在江宁及其附近。可悲的是，嘉庆十九年(1814)，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庭，管同年仅7岁的儿子亢宗患痘症死去。他写下了《悼亢宗赋》，思念爱子，感叹身世，“嗟予生之薄祜兮，甫九龄而失怙……始扬镳于梁苑兮，中击楫于吴江。少归南而偃息兮，北义逾乎东蒙。”嘉庆二十年（1815)三月，管同的次女出生。
嘉庆二十二年(1817)九月，江宁司马联璧招集海内名士二十余人，结诗会于盏山，管同参加了这次诗会。在会上，管同见到了管云庄的朋友严小秋，两人谈起多年前的往事，谈话间，严小秋数次看到管同的白发，显得非常惊讶。管同此时年仅38岁，已两鬓斑白，头发稀疏，出现了明显的早衰迹象。
道光五年(1825)，管同终于考中了举人，对这姗姗来迟的功名，管同并未感到过分的欣喜，中举后，本来无意再参加会试，在亲友的劝说下，于道光六年到北京参加了会试，未能考中。
道光六年(1826)，邓廷桢被提拔为安徽巡抚。他深慕管同之名，延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对管同优礼相加。同时，邓廷桢还开设八箴堂，广泛招纳当时文界名流，管同亦与其中，一时幕府人才济济。道光八年(1828)的端午，众人在一起：“或文腾藻丽，或诗耀葩采，或师小令于温韦，或仿八分于李蔡，或虫书玉篆庑炎汉太学之文，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可谓盛况空前。道光十一年(1831)，管同在陪同邓廷桢的儿子赴京途中，卒于宿迁，终年52岁，英年早逝，令人叹惋。
管同的一生屡遭不幸，这对他的世界观有所影响。他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天命”“天数”决定的，但又认为尽人力则可以改变之。他要求知识分子加强自我修养，承传传统知识分子高尚、正直、独立不倚的人格。邓廷桢认为他“为人落落寡合”，这正是他耿直人格的表现。但管同是一个极其重感情的人，他尊敬老师，疼爱孩子，对朋友坦诚相待。他与姚鼐关系甚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之书信往来。
管同的诗文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获得广泛好评。管同不到20岁时，姚鼐就多次向朋友们推荐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与吴山尊》中说：“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者之隽矣。”在与《鲍双五》中亦称赞道：“此生诗文俱佳，乃少年异才……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邓廷桢认为他的文章似苏明允“峻厉严切”；陈仰韩称赞他的文章“叙述廉而洁，议论骞以闳，气肖四时，体包万有”；张士珩说他的文章“劲气峻骨，亦绝出流辈”；刘声木评价他的文章“雄深宏达，简严精邃，曲当法度”，这些评价反映了管同诗文各方面的特点和成就。管同去世两年后，邓延桢将他的作品汇为《因寄轩文集》，刊刻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