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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略] 梅曾亮传略

2017-08-10 来源:未知 作者:汪巧玲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关键字: 梅曾亮 曾荫
导读: 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
 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他生长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诗书家庭,其祖辈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少时工骈文”,年轻时以诗文见长,所交管同、方东树、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学之士。18岁时拜姚鼐为师。“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为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以知县衔分派贵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于次年告病缴照。此后数年,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与江苏巡抚陶澍之幕,然都历时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四年授户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发出“我寄闲官十九年”,“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的感叹。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别京城朋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暴露,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之中,与姚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事与现实极度关心的热情。
  他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到:“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 以昌明道术, 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难几矣, 其不待时而可言者, 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有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 有自见于没世之心, 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仕人,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写下了《士说》、《民论》、《刑论》、《臣事论》等政论作品,揭露和批评官场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说:“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为患世。 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主张“法之加必自贵者始”,“任重而责之者厚”,“任轻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上方尚书书》、《上汪尚书书》、《复汪尚书书》等文中,他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国家安危。他在《记日本国事》一文中,根据自己听到的日本国的治国之道,比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赞叹日本政治“阶级少,则事权一,胥吏去,则上下通”,旨在抨击中国社会官多级多,层层专权,相互掣肘,不办实事,人浮于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外国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上某公书》中,他积极支持抗击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在写《王刚节公家传》、《正气阁记》等文中,讴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敌的阵亡将士。在《与陆立夫书》中,他总结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提出诱敌登陆以扬我之长、制敌之短的克敌制胜的战术。在《徐柳臣五十寿序》中,他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上述这些都表现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方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不朽。”姚莹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客观上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梅曾亮这一时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继承并发展桐城派文学创作理论的呢?
  梅曾亮把刘大kui(从木魁)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桐城派四祖中,刘大?论文已经非常重“气”。他说:“昔人云:‘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此语甚好。”梅曾亮把刘氏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拓展,他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可见梅曾亮非常强调行文的一气呵成,气脉流畅。他还说:“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故善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这就是说文章在主题鲜明、一气呵成的同时,要善于曲折尽意,不能一味直露。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变的,作文要表达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这样才能表达得准确与完备,收到良好的效果。
  梅曾亮论文重“气直体曲”,在学文的方法上,继承了刘大kui(从木魁)“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的主张,重诵读则轻文法。他说:“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人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读熟成诵,就能凭自身之至精之气,得古人之至精之气,可见“读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论文书后》中说:“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气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称,若是者皆不能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读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文言、质言虽然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可见梅氏在学文途径上,是继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张的。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这对梅曾亮继承的桐城派文论的实质作了较为深刻的评述。
  梅曾亮成为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很高的评价。“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梅曾亮六十寿时,朱琦作诗志贺,曰:“桐城倡东南,文字出淡静。方姚惜已往,斯道堕尘境。先生年六十,灵光余孤炯。绝学绍韩欧,薄俗厌鹑黾。古称中隐士,卑官乐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请”。吴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诔辞》中说:“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家吴汝纶说:“郎中(姚鼐)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文法。”王先谦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所以说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方苞、姚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汪巧玲)
(责任编辑:刘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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