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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略] 千古文章未尽才--刘开评传

2017-08-10 来源:未知 作者:桐城派研究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关键字: 刘开 孟涂
导读:刘开(1781-1821),字方来,一字明东,号孟涂,安徽桐城人,诸生,是姚鼐打出文派旗帜后的第一代传人。
刘开(1781-1821),字方来,一字明东,号孟涂,安徽桐城人,诸生,是姚鼐打出文派旗帜后的第一代传人。
  刘开起自孤寒,不乐仕进,专心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成就卓著。姚莹在《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中将他与梅曾亮、方东树、管同并称为“姚门四杰”。至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以姚莹人替刘开,“姚门四杰”才演变而为管、梅、方、姚,并由于曾国藩的巨大影响,广为流传。然而,刘开无论是在其师姚鼐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在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两方面的实际贡献,都不在这四人之下,故比曾氏晚出的王先谦力主以刘替姚,在其所编《续古文辞类篡》中收录有刘开之文。后来,有人干脆综合旧说,标举“姚门五弟子”,以这种折衷的方式肯定了刘开的成就。此说虽有中庸之嫌,却基本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出身孤寒 受业名师
  孔城镇是桐城的历史名镇,北依桐梓山,南滨白兔湖,形势开放,教育文化发达,灵山秀水孕育了一代代英才俊杰,桐城派先驱者戴名世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戴氏身负绝世之才,却因《南山集》而遭横死,这在家乡人的心中留下了一道永难愈合的伤口。然而,桐城文章薪火,并未因此湮灭。就在戴氏身罹奇祸七十年后,又一颗文学新星从这片土地上升起,他便是刘开。
  刘开出生数月,父亲暴疾而亡。母亲吴氏性格刚毅,含辛茹苦,日耕夜织,抚养刘开于饥寒之中,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刘开幼时天资颖慧,但由于家境贫寒,欲求温饱尚不可得,更谈不上上学读书。他只得怀着对书本的无限向往,接过母亲递过的牛鞭,老牛代替老师对刘开进行了最初的启蒙。苦难的生活截断了刘开的求学之路,但泯灭不了他强烈的求知欲望。邻村有个私塾,塾师是远近闻名的秀才吴士鼐先生。他常常在室内诵读诗文,抑扬顿挫,声达窗外,刘开闻之怦然心动,常傍窗外静听,一字一句暗记在心。一次听得入神,不觉脱口而出。吴先生闻言大惊,令其复述方才所听诗文,刘开不假思索,一一吟诵,丝毫不差。吴先生暗暗称绝,见刘开如此年幼聪敏,却因家贫不能入学,顿生怜惜之意,就把他留在馆中,免费就读。这位吴先生少善弓矢,喜谈兵事,后来才专心读书,于诗歌、古文用力尤深,著有《尚友斋诗草》、《理庵文钞》等。吴先生塾馆内有许多藏书,刘开一头扎进去,潜心研读,学识大进。吴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欣然以女相许。刘开自此更加勤勉,诗文歌赋,无一不能,一时名动乡里。
  刘开14岁那年,风闻一代名师姚鼐先生主讲江宁钟山书院,凭着一股少年人的豪气和对这位文坛巨擘的景仰,毅然呈送习作给这位同乡前辈。姚鼐见之激赏,认为刘开之文:“命意遣词俱善,世不可无此议论,亦不可无此文,尽力如此做去,吾乡古文一脉,庶不至断绝矣”。他对这位敏而好学,才华出众的乡里晚辈寄予深切的希望,常对人言:“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刘开遂拜姚鼐为师,学习诗、古文法。
  姚鼐对刘开如此青睐和倚重,并非意气使然。纵观历史,一个流派的形成与兴盛,需要强大的凝聚力。桐城派的凝聚力,来自姚鼐。他壮岁退归,执教士林,悉心探索古文创作规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更为严整、更带有文学色彩的散文理论体系,以“舍我其谁”的气魄担当起建宗立派的重任。为此,他兼容并包,广纳门徒。出于对自己钟爱的古文事业的关注,他对方苞、刘大?之后桐城文章显露的后继乏人的迹象,深表担忧。在《恬庵遗稿序》中,姚鼐就曾“叹昔者文学之盛,而怪今者之不继。”茫然之中,不由发出这样的追问:“岂人不悦学,而吾邑之文,将自是日衰耶?抑士有藏于室而吾不得识,亦如吾曩者与前辈不相遇者耶?不然,何今昔之殊也。”
  其实,姚鼐门下人才济济,同乡后学中文才出众者也不乏其人,但姚鼐仍“目中无人”,发此浩叹,这不能不归咎于他过分看重先天禀赋的人才观。姚鼐平生论文,重视风格的个性化和艺术的独创性,在主张“道与艺合”的同时,追求“天与人一”。这里所指的“天”即指作者天资禀赋,“人”即指后天努力。两者相济互补,才能提高创作水平,写出精纯而合乎天然之妙的作品,基于此,姚鼐把天资高绝作为写好古文的先决条件之一。并说,人们虽然有志于古文,若“天分不为卓绝,未足上继古人,振兴衰敝”。然而,良材美玉毕竟可遇而不可求。非是人不悦学,实在是天才难得而又有藏于室未为姚鼐所识者!
正当姚鼐热切呼唤文学天才出现的时候,刘开如夭矫的神龙翩然而至,令姚鼐大感欣慰。故《清史稿·文苑传·刘开》云:“鼐门下著籍者众,惟(管)同传法最早,其于同里,则极称刘开之才。”
  姚鼐对刘开寄以厚望,传授不遗余力,其《复刘明东书》可窥一斑。该文重在论文,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真挚的师生之情。“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这八个字,是姚鼐概括的散文艺术要素。在这篇书信中,姚鼐本着诗文相通之旨,以韩愈古文比拟杜甫律诗,对诗文的“格”局变化进行了精细入微的探讨。这种探讨不是大而无当的空洞说教,而是针对刘开随信附寄诗作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具体评点。信中说:“见赠五言排律,句格颇雄,此是长进处,但于杜公排律布置局格开阖起伏变化而整齐处,未有得也。大约横空而来,意尽而止,而千形万态,随处溢出,此他人诗中所无有,惟韩文时有之,与子美诗同耳”。当然,这种妙处并非人人都能体会并加以运用,但姚鼐对刘开显然从严要求,指出“作诗心之所向必须在此,否则止是常境耳。”对刘开用典不精切,“随手填人”的不严谨态度,姚鼐提出了严肃批评,谆谆告诫他既要“勤心深求”诗境之妙,又要“精意读书”以求“学问之实”,非如此,则与“草头名士”无异。
  在姚鼐的精心调教下,刘开的创作才能得到极大提高,20多岁即写出《问说》、《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这样传诵一时的名篇,文坛俊彦、名公巨卿竞相与之交游,由是刘开学问与名气与日俱增。
  客游四方 英年早逝
  刘开为人洒脱不羁,重情谊,喜交游,善言谈。嘉庆八年(1803年),刘开的师兄、江西新城人陈用光到安庆专门拜谒恩师,因姚鼐已往六安,未得一见,却见到了闻名而未曾谋面的师弟刘开。刘开与之一见如故,“纵论古今,意气伟然可畏。”时值重九,天降小雨,刘开携带酒食与陈用光同登大观亭,体会姚鼐笔下“举目衰林如脱发,几人采菊制颓龄。清山三面舒州郭,南岳千峰皖口亭”的气象。晚上,两人歇息于敬敷书院内,“树木萧飒,秋声惕然,与言身世事,多可感者”。
  刘开乡居时,最不堪忍受的便是索居无友。他曾与授徒孔镇的杨玉峰先生过从甚密,自言“言论无虚日,风雨不能间,而寒暑未尝辍也”。刘开健谈乐友,一至如此!他虽广交良友,但立身谨严,从不趋炎附势。本省某一当权者,欲招刘开为乘龙快婿,被刘开婉言谢绝。他臧否人物,以气节高下为衡量标准。他尊崇姚鼐古文之道,更敬重他“退居讲学不与世儒一争异同”的高风亮节,认为这才是姚鼐被“天下之以名义自爱,不阿习俗者倚以为重”的原因所在。他在《蔬园诗集序》中,对诗人许叔翘挟奇伟非常之才,慷慨激烈,矜尚气节,慎取功名,“济人之困而不自德”的品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诚古侠烈之士所不能过”。他于桐城先贤,独重明末清初以气节著称于世的方文、钱田间、姚休那三位遗民诗人。认为田间先生之诗,雄奇之极归于平淡;休那先生之诗,挥斥之余不事雕琢,各具特色,难分伯仲,但田间曾三至京师,与巨公名流时相交接,因此事显名炽。而休那先生一生隐居乡野,不事张扬,“故其迹晦而节尤难”,这种甘于寂寞的精神至为可贵。
  刘开洁身处世、注重气节的立身祈向,对他从事文学活动显然大有裨益。桐城派之所以能屹立清代文坛二百余年,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与官场保持了相对的疏离,会聚了一批有操守,有学行,以振兴古文为己任的职业作家。刘开成秀才后,曾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应京兆试,落第而归。南归前,好友陈用光为之饯行。刘开敞开心扉,向这位同门学长坦陈心迹:“家贫不能不客游,游则恐妨其所学。今且当陟嵩、华,登衡岳,循楚而归东,揽西湖、天目之秀,而息影敝庐以终,习先生(姚鼐)之所传者。科名之得失,姑听之,不介吾意也。”陈用光听了这一番表白,既感叹刘开的怀才不遇,更敬佩他不重科名,励志向学的精神。
  然而,科名得失尽可不计,一家人的生计问题却时刻困扰着刘开。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让辛苦一生的老母安度晚年,刘开不得不辗转四方,课徒养亲。对这种飘忽不定的生活,刘开厌倦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他曾对同乡姚元之吐露过心头的郁闷:“吾乡多佳山水,使吾得有菽水资迎吾母居龙眠浮渡间,手一编,日夕讽诵,且不去吾母左右,其乐当何如,而顾为是仆仆者哉”。
  应当说,刘开的这一愿望对于家道殷实者言,实在算不上什么,但对他来说,却如海市蜃楼,渺不可及。在萍居异乡的日子里,刘开好似一只离故林,别旧侣的小鸟,虽有千仞之山,百寻之木,嘉荫繁盛,亦愀然不乐。举目无亲,没有人同他辨析疑义,证明心得,飘泊的惆怅,心灵的孤寂,令刘开“不得开心颜”。他只得内肆力于坟典,外寄情于山水,借此排解心头的忧闷。他的足迹南及粤东,东至钱塘,北抵都下。还到过著名的泰山、黄山……。“轩冕方远而泉石渐亲”。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刘开郁积许久未得宣泄的愁绪得到尽情释放,体会到一种超越感官的审美愉悦。在《再与鲁岑书》中,刘开以雄豪动宕的文笔,述说了自己的游踪。“吾人重山,俯深谷,纵心孤往,穷岩壑之幽”;“走高原,驰旷野,悲歌慷慨”;“过战场,历关塞,指陈九州之险要,激昂论古”;“登层台,览胜迹,咏歌千载之成败,挥斥无前”;“涤清流,沐惠风,见云日开霁,鱼鸟闲适,有自得之趣”。这是何等潇洒的情致,这是何等豪壮的气魄,才华横溢而又潦倒困踬的刘开,在他恂恂儒雅的外表下,激荡着一股昂扬奋发的豪气!
  桐城派后期作家大多关心兵革吏事,长于经济。嘉庆十七年(1812年)刘开游历岭南,任两粤总制蒋砺堂幕府。他洞悉时事,体察民情,曾上书蒋砺堂,就当地海盗猖獗,屡剿不绝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兵之弊在不畏官而畏盗”,“民穷而不克自存,故激而从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莫若使民遂其生;欲遂其生,莫如崇俭而务本。”蒋砺堂见后为之叹服,以厚礼相赠。姚莹也盛赞刘开“所言切中时弊,而崇俭、务农,尤为得本之论”。由此可见,刘开不仅擅长诗文,而且精通世务,有经世济民之才,可惜时乖运蹇,未能一展抱负。
  嘉庆末年,刘开客游浙江。一日,路过某地,有人候立路旁,拦住他问道:“先生莫非是桐城刘孟涂先生吗?”刘开颔首相应,那人满心欢喜,把刘开请到家里,盛情款待,畅谈竟夕,次日,刘开与之游山,遇一古墓,碑上赫然刻着“宋处士刘开之墓”几个大字。刘开一见惘然自失,兴尽悲来,想到自己这些年来四处奔走,孤馆寒窗,何其辛苦!虽说“途无险易以至为贵,学无迟速以成为归”,但“盛时不再,绝业无晚成”,眼前这位宋代处士刘开,生前或许负不羁之才,抱难成之志,故而困顿风尘,如今只落得长眠空山,独守凄凉。心念及此,刘开蛰伏已久的“客游不可常,岁月不可忽”的归思顿时强烈起来,他旋即打点行装,踏上归程。
  但家乡也非乐土。刘开既无恒产,又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躬耕自食,因此生计难以维持。迫于无奈,他只得再度出游,从笔墨中讨生活。道光元年(1821年)亳州修志,聘刘开助修。时值正月,乡间春节气氛正浓,刘开却要辞家远行,心中好不酸楚。临行前,他对妻子凄然说道:“不知此去尚能相见否?”妻子愕然,问他何出此言,刘开怕引起妻子的伤心,忙茬开话题,挥手道别。到了亳州,他寄居于一座佛寺中,埋头纂修《亳州志》,偶有闲暇,踏访亳州名胜古迹,流连其间,赋诗抒怀。亳州盛产芍药,当春而开,丰姿绰约。刘开常往城郊观赏,引为乐事。
  时光流逝,花谢春残,伤心人别有怀抱。一想起弱妻稚子,想起浙江山中那座古墓,刘开对自己此番出行暗生悔意。在写给同乡好友张伯棠的诗中,他发出了“故人不见青山远,抛尽江南是此行”的悲叹。《亳州志》刚纂成首一卷,刘开忽然患上腹疾。这病来得是那样突兀而凶猛,一下子就将他击倒。他正当盛年,本不应如此不堪一击,但长期颠簸不定的生活,壮志难酬的悲愤,使他身心俱疲。他再也经受不起病魔的侵袭了。窗外,月光如水,把他瘦削的面庞洗得惨白。刘开自知不起,指着佛殿的金葫芦顶,对陪在身边的友人说:“视月色中,乃吾去时也。”月亮渐升渐高,刘开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下去,未几,归于寂灭,一代文学奇才,就这样溘然而逝,把无限的悲痛和遗憾留给了后人。
  刘开曾在《吴子山传》中写道:“士之穷困不得志于时者,古今常有同憾。而其甚者,天又使之早夭,不获竟其才而成其学,尤可悼而惜矣。同里吴君子山,年少有志者也,能诗,专法长吉,抉幽钻险,精思独造。余尝戏之曰:长吉以苦吟不寿,子得毋蹈其覆辙乎?君颔而不应也。”刘开没有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会不幸而言中,吴子山真的像李贺那样年少而终。他更没有想到,穷不得志,更兼早夭的悲剧命运,同样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这是刘开个人的不幸,也是桐城派的不幸!姚鼐晚年推崇阳刚风格却未能实践,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刘开、管同两位得意弟子身上,冀藉其不世之才、雄肆之气,补救桐城派阴柔有余、刚健不足之弊。但二人均不幸早死,姚鼐的文事要由最像他而又最不符合他的理想和愿望的梅曾亮来承袭,这是历史和桐城派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若不是曾国藩横空出世,中兴和改造了桐城派,则桐城派的文运或恐早已中绝。后世桐城文家常以刘开早死为恨,原因或在这里。
  刘开死后不久,其女夭折,妻倪氏痛不欲生,乘家人不备,自缢身亡。刘开好友姚元之曾作《刘孟涂传》,在回顾了他短促而坎坷的一生后,喟然叹曰:“岂天将忌其才而故啬其遇耶?抑既永其名即不与以寿耶?”真是沉痛之极啊!
维护传统 注重创新
  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以自己古文、诗歌等方面的创作成就和理论上的巨大贡献,确立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坛的主流地位。作为他的“高第弟子”,刘开继承了姚氏和前辈作家的文统,同时又独抒己见,多有创新,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是刘开早期著名长篇论文。此文着重论述从事古:文写作与学习前人经验的关系及其门径,在宣扬桐城派文学主张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阮元,字伯元,号芸台,论文重文笔之分,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不满于桐城派古文的形式。刘开与之时有交往,但对阮元于方苞和唐宋八家有所不取的观点,感到难以接受,遂作此书与之商榷。
  刘开首先含蓄地称颂方苞散文所达到的“至高之境”,“独造之域”,并把它归结为方苞善取百家之美而成一人之奇;能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其次,刘开认为学习古文从八家人了原本不错,但学习八家而不能有所成就,其错不在八家,而在学习不得法。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八家各擅所长,各具特色,“皆得力于汉以上者也,今不求其用力之所自,而但规仿其辞。”二是把八家之法当作不二法门,“效之过甚,拘于绳尺而不得其天然。”三是不能“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集古人之美,成一家之文。如戒除这三点弊端,八家是可以学的,而且只有从学习八家人手,才能上追秦汉,博采众长,“取精多而用愈不穷”,“而后克以有成”。方苞论文,以秦汉及八家为正宗,以八家继承者自命。刘开此论,正是在维护桐城派的文统论。第三,刘开认为方苞“深知古人作文义法,其气味高淡醇厚”,“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能醇而不能肆”,优点与缺点并存。“然其大体雅正,可以楷模后学,要不得不推为一代之正宗也”。所以,要学习八家,惟有从方苞人手,方能“不误于所向”。
  刘开对方苞文章不足之处看得很准,这显示出他深厚的学养和高妙的见识,但他一再强调方苞及其散文的正宗地位,很难说不是出于门户之见。尽管如此,刘开提出的“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的主张,仍不失为学习古文创作的一条有效途径,与方苞倡导的治古文“既得门径,必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古文约选序例》)显属同调,皆得古文写作三昧。
  唐宋以来,文以载道的观点在文学界深人人心。至于具体运用时如何才能调和“文”“道”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开之前,桐城派  “三祖”方苞、刘大kui(魁)、姚鼐,都曾以清醒的文学自觉性,从寻求文学自身规律的角度,在这方面进行过不懈的探索。方苞力主“义法”,文道并重;刘大kui(魁)讲求“神气音节”,文重于道;姚鼐解决文、道之争的方法便是:“道与艺合”,即“言而成节”,作者之文与万物契合,自成法度。在《荷塘诗集序》中,姚氏解释说:“夫诗之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人心之所欲出。”他甚至认为:“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辩证地看待作品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刘开在这一点上受姚鼐的影响颇深。他主张文章的内容要与形式统一,在其《复陈编修书》中,明确指出:“夫文之本出于道,道不明则言之无物;文之成视乎辞,辞不达则行之不远。”他所谓道者本乎自然,认为自然的一切通过人的耳闻目睹以及“触于心”之后,“皆可得以为文。”“天地万物无一不获为已有,诵百家浩渺奇博之言,以富其所蓄;远取乎八荒之殊状异态,以开其壅蔽而破其拘墟;使己之性与物通,神与境化,而后八风七音之人乎耳,九文六彩五章之接乎目,二气(阴阳)四时群变万化之触于心者,皆可得之以为文焉。”他所谓辞者并非拘于修辞,限于形式,而是根据内容来决定的;“文无定法,故圣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韩退之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苟不能潜心德艺以养其气,而徒规规于文学之末,是犹掘地求水,而不溯源于大河江汉也。”可见,刘开所主张的文之道,是大于儒家伦理之道的。但他所说的“道”,触及于外,“无以发其愤,始假诗以白鸣,然而水遇石则激,鹤戒露有声,此皆动于自然非有意于世人之知”,刘开从自己的创作体验中认识到“诗言志”、“言为心声”并非前人定下的清规戒律,而是诗歌艺术规律的内在表现和必然要求。只有动于中而发乎辞,笔端才能涌现豪荡奇瑰之气。
  有无“奇气”是刘开评诗的一个重要标准,,他心目中的“奇”是指“自辟蹊径,不规规于昔人”,气盛如决江河而东驰,思奇如云烟变灭而不可测。这种境界一般人难以企及,惟有俯仰古今,豪荡磊落之士,“荣利不足动其心,群务不足乱其守”,“发言成章,而所得乃独异。”与之相反,那些心驰利禄,蕴蓄不深之徒,纵然精风格,明形制,通诗道,任性情,也不可能写出好诗,其中道理,“犹源浊而流,未有能清者也。”
由此看来,刘开评人论文说诗,衡量标准始终如一。评人重节,论文重道,说诗重气,刚劲健朗,一脉相承。这在阴柔靡弱之风占主导地位的清代文坛,诚为可贵。
诗文兼擅 自成一家
  刘开少事姚鼐,久亲指授,颇得真传。但他并不尽守师法。论文如此,创作上的表现就更加突出。其为文,能畅所欲言,天才宏肆,气势逼人,故有人指责他气过嚣张,类多浮词,绝不同于姚鼐简质之境。姚氏为文,“和而不刻,精而不浮;其气敛而不放,其神静而不散”,“空明澄澈,含咀靡尽。”师生二人风格如此不同,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遭际密切相关。姚鼐崛起于河清海晏的乾隆时期,生性淡泊平和,而立之年即人仕途,并从根本上说,尚未突破韩愈所说的“道”的范畴。不过,刘开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法则,这种见解对文体表现和创作风格的形成有一定促进作用。
  刘开是桐城派作家中汲骈人散的代表性人物。桐城派把自己创作的散文称作“古文”,意在与骈文相别。方苞从崇道与雅洁的立场出发,对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都一概加以排斥,认为它们“俱有墙壁巢臼,按其格式填词而已,以言乎文,固其远也”方苞文章存在“能醇而不能肆”的缺陷,与他这种文学主张不无关系。方苞掀起的反骈浪潮,至姚鼐时期仍余波未平,刘开的同门管同文风雄直,一向对骈文深恶痛绝,曾力劝梅曾亮亦弃骈文。姚鼐本人在骈散问题上态度通达,既不强人所难,亦无门户陋见,故其弟子刘开、梅曾亮、姚莹、方东树等人都主张兼采骈文之长,并有八代之美,汲骈人散因此成了他们创作中显著特点之一。应当指出,骈文在清代中兴一时,与古学在清代的全面复兴桴鼓相应。因为这种古老文体易于遣使典实,编织词藻,显示学问,因此深得学者型文人的青睐。由于他们的努力和影响,加上文坛上届于桐城派别支的阳湖派的积极呼应,骈文俨然成为古文的强劲对手,风行一时。在这种氛围下,刘开能抛开门户之见,调和骈散,确有独到的艺术眼光。
  刘开关于骈体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中。他认为“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元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荣;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因此,刘开提出折衷骈散之说,以为:“文有骈散,如树之有枝干,草之有花萼,初无彼此之别。所可言者,一以理而宗,一以辞为主。且夫理未尝不藉乎辞,辞亦未尝外乎理,而偏胜之弊,遂至两歧。始则土石同生,终乃冰炭相格,求其合而一之者,其惟通方之识、绝特之才乎?”其实骈文到了至高之境,与散文初无二致,而散文凝重行气之处,尤多借重于骈行。刘开的同乡师兄方东树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俪偶之文,运意遣辞,与古文不异”,肯定骈散“波澜之莫二,妙谛之无上”,反对宋后文人将两者“判若淄渑,辨同泾渭”①。至于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主张“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取桐城义法,闳以汉赋之气体,则是遥承刘开骈散兼采之遗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庶几即是刘开期待出现的“绝特之才”。他能成为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与其俊迈遒劲的器识大有关系。
  桐城派“三祖”除方苞外,刘、姚二人都重视诗歌创作,且提倡以诗为文,援诗人文,增加古文的神韵。姚鼐在诗歌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近人钱基博称誉“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并非过誉。由于姚氏的影响和推动,姚门弟子大多兼涉诗艺,诗文并工,刘开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开论诗,注重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对诗歌本身的“工拙”并不刻意追求。他虽然十几岁即喜为诗,但总认为“诗之为道,本于心性,用为乐章。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非吟咏所能尽其蕴也,故尝欲决然废去以求乎声气之原”②。正因如此,刘开自投师受读后,对六艺诸子百家之说兼收并蓄,兴趣盎然:偶尔也写点古文记述所见所闻,但未尝致力于诗。后来,身遭困厄,千愁万绪郁结于中,人情物态触及于外,“无以发其愤,始假诗以自鸣,然而水遇石则激,鹤戒露有声,此皆动于自然非有意于世人之知”,刘开从自己的创作体验中认识到“诗言志”、“言为心声”并非前人定下的清规戒律,而是诗歌艺术规律的内在表现和必然要求。只有动于中而发乎辞,笔端才能涌现豪荡奇瑰之气。
  有无“奇气”是刘开评诗的一个重要标准。他心目中的“奇”是指“自辟蹊径,不规规于昔人”,气盛如决江河而东驰,思奇如云烟变灭而不可测。这种境界一般人难以企及,惟有俯仰古今,豪荡磊落之士,“荣利不足动其心,群务不足乱其守”,“发言成章,而所得乃独异。”与之相反,那些心驰利禄,蕴蓄不深之徒,纵然精风格,明形制,通诗道,任性情,也不可能写出好诗,其中道理,“犹源浊而流,未有能清者也。”
  由此看来,刘开评人论文说诗,衡量标准始终如一。评人重节,论文重道,说诗重气,刚劲健朗,一脉相承。这在阴柔靡弱之风占主导地位的清代文坛,诚为可贵。
  诗文兼擅 自成一家
  刘开少事姚鼐,久亲指授,颇得真传。但他并不尽守师法。论文如此,创作上的表现就更加突出。其为文,能畅所欲言,天才宏肆,气势逼人,故有人指责他气过嚣张,类多浮词,绝不同于姚鼐简质之境。姚氏为文,“和而不刻,精而不浮;其气敛而不放,其神静而不散”,“空明澄澈,含咀靡尽”。师生二人风格如此不同,与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遭际密切相关。姚鼐崛起于河清海晏的乾隆时期,生性淡泊平和,而立之年即入仕途,并累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其后归退林下,传道授业,但衣食九忧,名满天下。故文风偏于阴柔平淡,缺乏现实激情,与所谓盛世景象取同一基调。刘开则不然。他主要活动于嘉庆时期,此时清王朝已走上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国力空虚,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者,此伏彼起,延绵不绝。刘开出身寒门,失意科场,无缘功名,加之贫困交加,终生衣食于奔走。这些因素交相作用,形成他忧时伤民,慷慨苍凉的个性特征。每当落笔成文,愤气、悲气、才气争赴毫端,如万斛泉源,不择而出,有时不知自敛,便难免芜杂。而同时,观照现实、聚焦民生也就成了刘开作品的一大主题。
  刘开文宗韩、苏,创作上受他们的影响较深,文笔奇丽奔放。“所论于学术盛衰之辨,土风升降之由,国脉所以维持,人才所由兴替,剀切详明,如指诸掌,而且悱恻深厚之意,倦倦流露于行墨之间,其文飘忽而多奇,博辨驰骋,光气发露,不可掩遏;体兼众妙而能事各呈,固由圣籍之贯穿,实乃天才之瑰异”。刘声木斯言虽有溢美成分,但他对刘开创作特色的分析自有见地。
  刘开的散文,说理则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传人则形神兼备,真切动人;写景则异彩纷呈,历历如绘。
《问说》一文专论虚心好问的美德,开头即直奔主题,揭明观点:“君子之学必奸叫,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然后阐明了“学”与“问”的辩证关系和善“叫”的重要意义:“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小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识其细。舍问,其决焉?”由从容议论转入反诘,气势为之一振。 下文围绕“虚中乐善”,好问而“有益于身”,和“师心自用”,不好问而“害于心术”这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述,说理精微透彻。特别强调凡真理所在,都要不分贤愚贵贱老少,虚心求教。全文篇幅不长,却无局促之感,读之如行云流水,典型地体现了刘开艺术风格中纵横晓畅的一面。其他如《知己说》等篇亦然。
  被桐城派研究专家吴孟复先生评为:“充分体现了‘桐城文’的风貌”①的《吴先生直传》,也是一篇记人佳作。其文跌宕有致,文字简括精洁。请看下面两段文字:
  自望溪宗伯、海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而世之言古 文者,必推桐城。然吾桐当日有与方刘颉颃而世不尽知者,则为吴生甫先生。先生于海峰为师,于望溪为中表,其天资颖绝,过目即能成诵。所为文务磅礴畅达,曲尽其意。然秉性迂假,不合于世……
当乾隆中叶,刘海峰先生始以古文为时文,窦东皋阁学应之。其体则取之震川,其气则取之《史》《汉》八家,其义则取《六经》及宋五子,尊之日“四书文”,而不敢目为时艺。厥后工此艺者,海内则陈伯思兄弟,吾乡则惜抱先生。然其初实自先生发之也。……
这两段都采取了吴阖生所说的“反射”法,、初似溪水潺潺奔流,又如“小儿放纸鸢愈放愈高”(姚鼐语),待势强气盛之时,忽又陡转笔锋,逆摄突起,叙人一件与之相反的事,或抖出暗藏的“包袱”,用以反衬,此时,虽仅一句,却波澜万点,(余意无穷。这种前开后合,前顺后逆,虚实离合,参差伸缩的文法,卜是“桐城派”的看家本领。运用得好,可以收到正取暗续、断意接的效果。至于“海内则陈伯思兄弟,吾乡则惜抱先牛”‘类语言,则曲尽清真雅洁之妙,为刘大)略所称“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作为一个生动的诠释。
  刘开写景状物的文字呈现另一种风貌。由于他既工古文,骈文也写得“沉博绝丽,自成一家”,反映到创作中就能汲骈人散,骈散结合,语言斑斓多姿,这一特点在他写景散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乐亭记》堪为代表。该文骈体色彩较浓,奇偶错综,单复间厕,排比铺陈,有声有色,虽只记一小亭,却极尽描摹刻画之能事。为尽窥全貌,兹照录如下:
  筑一亭于园之南,高不及楼,广能容席,深无重户,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经其前,书室耸焉而峙其后,柴扉启焉而豁其左,丛竹茂焉而隐其右。是多禽鸟,朝则飞而鸣也,夕则聚以栖也;是宜宾客,卜画以云,卜夜以月。有桂焉,见之使人味夫德馨;有松焉,见之使人慕夫高节。其中唯贮书千卷,是多佳日,主人于是读书其间,俯而思,仰而窥,静有悟,动有得,兴至乃歌。是于盛夏,尤宜可以涤烦虑,可以避炎晖。凉风既来,众籁以吹。是惟良友,可以共此。有酒孰御,有弦孰挥。思我君子,德音无违。愿言同乐,以解渴饥。
  于是天地万物,吾心可罗而有也,而吾力不能有之;吾身不能致而有也,而斯亭有之。于是入书室,出柴扉,望河水之浩荡,见丛竹之霏微。坐此亭而听禽鸟,宴宾客,娱佳日,消盛夏,无往不可以自怡。无得无失,无是无非,唯古人是归。或日:是亭也,以其可以适性,故乐在于斯。以其欲与友共,故有而不私,然友之乐即吾之乐也,遂以自亭名也。
  先极写小亭所在环境之幽美,再道人之所以乐,结句点题,始于乐而终于乐。尺幅之间,景清人雅,境与性合,物我相得。虽是短章,却有天籁,有人迹,有书香,有良友,美景横陈于前,而人情融注其间,拉杂叙之而声情进出,盘旋绵渺而往复迭宕,与方苞、姚鼐之质朴俊洁迥异其趣。
刘开“一生好人名山游”,所至皆赋诗作文以记之,留下许多优美传神的佳作。如《游三叠记》、《游小龙尖记》、《游九龙山记》、《游乍浦记》、《渡海登小落伽山记》、《江右行记》等,或为长篇,或为短制,或雄奇浩荡,或清新自然,可传可诵,熠熠生辉。
  刘开是当时诗坛的一位健将,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成为无意求工而自成高格的典范。
  “从来磊落怀才者,便是飘零失意人”(汪镇光句)。刘开一生坎坷多磨,心情经常处于郁闷之中,一旦抒发而为诗文,孤愤之气漫溢辞间,诗风与杜甫诗相似,或沉郁顿挫,或质朴平易。前者如“未必成名皆竖子,由来命世少英雄”,“仕宦能贫真我辈,风尘失意作名流”,笔力凝重,寄慨遥深。后者如“小黄城外芍药花,十里五里生朝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红紫为田绿为圃,一痕草色低难遮”,款曲如话,圆转自如,颇有民歌风味。
从刘开诗作的内容来看,很多地方表现了怀才不遇的个人感慨,如“弱年虚壮志,盛名非夙心。秀华谢朝景,远想生空林。西游涉长道,极望愁登临。既叹索片萤,义感春雨淫。山谷方盛涨,江水敢言深。但恨所思远,沉吟牛空好音”长期的游学生涯,使刘开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壮丽河山,写下不少描绘与歌颂锦绣山川的诗章,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感。在《乍浦观海》一诗中,刘开描绘了海上奇景,但并没有忘记“通倭此门户,锁钥慎边防”,表达了自己对祖国海防的关切之情。此外,刘开作品中也不乏怀古伤时的名篇。写于逝世前夕的《魏武帝旧宅》,就很有杜甫《蜀相》的沉雄浑厚,诗曰:“谯东精舍没苍苔,射猎冬春亦壮哉!乱世纷纷谁识主,奸雄猜忌尚怜才。成功天限三分局,飨士风生八角台。知己旧推乔太尉,墓门祭罢泪犹哀。”寄情于景,直抒胸臆,不啻是一篇精彩的史沦。
  刘开继承了由钱澄之、义嘉纪、施闰章等人开创的清代诗坛写实之风,诗作中最有价值、具有很强人民性的部分,是那些真实反映当时民生疾苦,揭露吏横暴贪婪的现实主义诗篇,如《食蕨叹》中描绘了这样一幅惨景:“昔闻力田能免饥,今见老农愁不死。出门回望面如灰,十户七闭三半开。亲里相见各无语,但问何处多野菜。“相携觅蕨行山阿,蕨深入地费穷日,力尽空山始锄出。少妇十指皆敌血痕,挥土不顾拾蕨根,死且难保伤何论。”一方面是“七尺壮夫竟不起,床头僵卧三日矣”“籴米未得饥可怜,困不能行委路边”,“归煮白水烹榆皮,我独餮蕨甘如饴,安能一饱不伤悲”;另一方面却是“索封拥谷为奇货,粟朽不欲救穷饿,西邻请贷转见嗤”,这种贫富悬殊,为富不仁的不平现象,引起刘开的强烈愤懑,在《催科吏》中,刘开着力反映了百姓“自来畏役胜畏虎,官严役怒势莫当,生断人命如牛羊,生断人命如牛羊”,缴纳不出科税,只好甘受“明日街头鬻妻子’的悲惨命运。刘开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思想性、人民性较强的诗作,与他幼年生活贫寒,曾参加体力劳动,与贫民百姓多有接触分不开。
刘开除一度出任两粤总制堂的幕宾外,大部分时间授徒为业,也曾应邀纂修地方志。清代大学者章学诚曾言:“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刘开是否怀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无从知晓,但他确实修了好几部志书,其中《安阳县志》“绘水道地略,计里分方,一县地小,耳目易周,计必无舛,使天下州县志尽若此,则一统全图不难成矣”。这说明,刘开具备较高的修志才能,不愧是一专多能的奇才!
  刘开一生著述甚多,因家贫,生前未能付梓。其子刘继(字少涂),继承父志,遍走公卿之门,求刻其父著作,几经周折,终遂其愿。刘开的作品才得以流传下来,并为世人推重。现存者有《刘孟涂诗文集》44卷,《骈文》2卷,《广列女传》20卷,《论语补注》3卷等。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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