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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略] 文坛名家,学界楷模--方东树评传

2017-08-10 来源:未知 作者:桐城派研究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导读: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正像当代学者马厚文先生所说的:“南至洞庭西岭广,从兹派衍复支分。”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正像当代学者马厚文先生所说的:“南至洞庭西岭广,从兹派衍复支分。”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弟子的极力维护和发扬。他们主要活动于鸦片战争前后,是桐城派在近代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其中以梅曾亮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创作成就最大,紧随姚鼐之后--有继主坛坫之势。方东树则以古文家兼学者的身份,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一番扎实而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
  同时,培养了一大批能文之士,对建立与光大桐城门户,乃至虚拟与“道统”相对应的“文统”,起了较大的作用。

文学家声远 执教度春秋

  “话到桐城必数方”(黄苗子),明清以来,桐城方氏以文学闻名者继踵而出,成为文坛一支重要力量。它又分为同姓不同宗的三支,即桂林方、鲁谼方和会宫方。桂林方起家显达最早,人文蔚盛,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等皆出此支。相比之下,鲁谼方只是小方,因其始祖方芒由徽州婺源走猎人桐城, 定居于县城西北十公里的鲁谼山, 世代以打猎为生,人称“猎户方”。 至九世方孟峻(子雅),筑舍于半天峰,酷爱读书。在他的倡导下, 后世弃猎从文者渐多。至清朝雍正、乾隆间,族人方泽 (字萱川,号待庐)颇负文名,以优贡生为八旗教习, 任满后以知县叙用,弃而不就。所交皆一时俊杰, 与同县刘大櫆)、姚范、叶酉、王洛等号为“龙眠十子”,又与沈德潜、周振采等并称“江左七子”,姚范誉其文似明代“江西四家”中的罗文止,诗似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姚鼐少年时期曾从待庐先生受业,得益良多。 方泽之孙方绩,字展卿,号牧青,诸生,博学多闻,师事刘大櫆、姚鼐,为文高古雄迈,造语奇崛,亦擅作诗,诗风与杜甫、黄庭坚相似。
  尤喜校勘群书,撰有《鹤鸣集》2卷,《屈子正音》3卷,《经史札记》 12卷。 姚鼐对方绩的诗文很是推崇,让自己的儿子姚景衡拜他 为师。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方绩喜得一子, 初名巩至,后易名东树,字植之。受父亲影响,方东树自幼好学,显示出极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效南朝梁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以敏捷的诗才赢得了长辈们的交口称赞,名动乡里。方东树读书兴趣广泛, “自诗文、训诂、义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说,无不综练”。
  在读孟子、朱熹等人的书时,他渐渐感到单是研习古文技法,而忽视对心性之学的探求,只会得其浅近而失其远大,遂不肯轻易作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2岁的方东树赴江宁钟山书院,正式投入姚鼐门下,随侍讲席最久。同年冬,方绩的好友孙起恒因欣赏方东树的才华,愿将侄女许配给他,两家遂结为秦晋之好。也就在这一年,方东树入县学补弟子生员,逾数年补增广生。自弱冠之年起,他先后应乡试十次,连连失利,至道光七年(1827年)始不复应。 读书做官这条路走不通,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四方奔走,游幕执教。
  嘉庆三年(1798年), 方东树应师兄陈用光之聘,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历时三年。其间,他把自己早年所写文章辑录为《栎社杂篇》。在自序中,方东树对周秦诸子之后的文士,“专欲工文章而不务本,道术敝跬,致役于文,游心窜句”以致人与言相离的现象,深表忧虑,表示今后治学要“壹正其趋向”。他把自己这一志愿写信告诉姚鼐。姚鼐颇觉欣慰,在《与胡虔书》中称:“植之昨有书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学,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方东树得知后大受鼓舞,不久又成《老子章义》2卷,自序曰:“老子之书不可谓无见于道, 特其用意之过感衰世浇讹之俗,发辞偏激,遂若显悖乎圣人,然究其旨,不过曰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以相安于浑朴无事而已。”由此推知,约在30岁之前,方东树的志趣就已从诗文创作向著书立说研析义理转变,这正是他与同辈文人异趣之处。
  从嘉庆六年(1801年)至二十三年(1818年),方东树除应姚鼐之邀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外,其余时间辗转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也曾充任《江宁府志》分纂。“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清人郑板桥这首绝句,道尽了个中苦楚,不啻为方东树个人遭际的真实写照。 他课徒授教数十年, 纵赢得几许浮名,却清风四溢,时常陷入衣食无着的窘境,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方绩染病去世,其时,方东树正随皖抚胡果泉赴江苏,未能亲视含敛,哀痛不已。次年春,方东树旅困金陵,谋职无门,只得租居于青溪祗树僧舍。寒冬将至,为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他转赴扬州,结果无功而返。刚回到金陵,就接到祖母胡老夫人病故的噩耗,顿时悲不自禁。他多想回乡奔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做路费呢?除夕之夜,寺僧强索房租,他只好连夜将棉被典当了事。而此时薪米俱尽, 窗外寒风呼啸, 方东树腹内饥肠辘辘,郁愤难平。回眸却见僧徒几案上有一本《考正感应篇》,顺手取过,翻阅后嫌其杂乱无章,仍弃置一旁,和衣而卧,思绪翩跹,不觉又想起这本书,觉得它立意、立名都很不错,若任其湮没于世,未免可惜。就想为之校正并作注释,以广为流传。因一时心烦意乱,难以下笔, 便暂时搁下。后来到了宿州稍有余暇,就从行囊中取出此书,详加校注,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方东树嗜书,竟至如此!

挺身拒汉学 商兑惊士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月,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邀,前往助修《广东通志》。他奋力笔耕,一月之内即完成所承担的编纂任务。将要辞行,阮元执意相留,以总纂事务相托。方东树便留在广东通志局,埋头编纂《广东通志》。事毕,至廉州海门书院执教,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归里。九月应太守罗月川之聘,重返广东,主持韶州韶阳书院,时间不长,又被阮元召人幕中。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但官运亨通,53岁调两广总督,一任九年。他异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粤建立学海堂,“以古学造士”,课程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学、诸子学。阮元学术造诣精深,被视为汉学盟主。但阮元胸襟宽广,“能合师儒(即宋学家)异派而持其平,不稍存门户之见”。因此,方东树虽是程木川学的忠实信徒,却能被阮元招徕入幕,厚礼相待,就不足为怪了。其时,阮元幕中还有一位与他同乡同学的名士江藩,他被阮元请来参与《皇清经解》的编纂策划,深得阮元器重,倚为堪总其事的海内二三学友之一。江藩“博综群经,尤深汉诂,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性不喜唐宋文”,“自言文无八家气,人目为狂”。无独有偶,方东树也生性高介,学识渊博,从不随人俯仰,知无不言,言之必尽,颇有好斗之名。生平读书只佩服朱熹遗说,“觉其言言当于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自称“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若是其弊也”。
  这两个学术立场决然对立,言论多偏峻急的学者相遇一起,要想相安无事,难乎其难!果不其然,就在方东树到达广东后没几年,一场震撼学林的汉学与反汉学之争,便在阮元眼皮底下爆发了。首起发难者是江藩,而挺身应战者即是方东树,两人拉开架势,各陈己见,目的都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但因双方都深谙学理,又都是饱学之士,其结果正好从正反两个不同的极端,凸显了汉学与宋学的优劣所在。他们著作中的文字火药味较浓,但大抵不离学术争鸣的范畴。
  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旨归,崇仰宋儒之“义理”;汉学家重视考据,诋斥宋儒对经义的解释,力求通过训诂、校勘来考证经书原意,两派的矛盾由来已久,方苞与江永、姚鼐与戴震都曾闹过别扭,姚鼐还痛责:今世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方东树比乃师走得更远,扬宋贬汉的立场更加鲜明,态度更加坚决。然而,若没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的相继刊行,则方东树《汉学商兑》或许无缘问世。
  江藩《汉学师承记》以纪传体述嘉庆以前所谓“汉学”学者的学术思想、 师承关系, 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思想家及学术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它定稿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即方东树到达广州的前一年。全书共8卷,由阮元作序。 他盛推此书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 大义微言,不乖不绝, 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 《汉学师承记》的基调是强调汉宋分野,极称“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在为汉学诸家立传的同时,江藩两次点名批评方苞,并说“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氏自居为汉学嫡传,以为汉学家重视礼乐故训,属于“教化之本”,而宋学家不读汉学家诠释经传诸书,也不能阐明“性命之理”,非穷追猛打不可。他在推出《汉学师承记》的四年后,又刊刻《宋学渊源记》一书,亦采用传记体,按地域分卷。他认为:“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因此,他在选择传主时,极力抑南扬北,对地属南方的桐城派更采取回避态度,不仅只字不提方苞、刘大?、姚鼐,连阴受桐城义法的阳湖派恽敬、陆继辂等人也未置一辞,这实际上是将桐城、阳湖诸家排斥在“国朝宋学”之外,这很难说不是出于门户之见。
  江氏二书刊行后,在汉学家云集的广东引起了强烈反响,喝彩之声不绝于耳。方东树置身其间,耳闻目睹,初时尚隐忍未发,后来终于按捺不住,“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既是含愤落笔,书中意气排轧、矫枉过正之处自不鲜见. 《汉学商兑》共四卷。全书的写作方式,沿袭明代理学家湛若水驳杨时的《杨子折衷》的体例,先引论敌原话,再写本人驳语,引文或驳语中或附夹注,有的驳语后还有“考辨”。各卷内容分别为:卷上,力辨“道学”即“圣学”; 卷中之上,力辨朱熹的理学体系发明孔子的“道统”;卷中之下,抨击汉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隐含“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说”之心;卷下则逐段否定江藩《汉学师承记》附记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归纳出汉学家的“六弊”。在自序中,方东树指责“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挥戈独进、一往无前的姿态,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议论纷纭,褒贬不一。赞赏者主要来自桐城、阳湖二派。《汉学商兑》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刊本中,附有各家“题词”, 姚莹称方书“有功圣道”,力量与韩愈的《原道》相等。朱雅目之为“天下万世之书”。陆继辂说它兼有郑玄、朱熹二者之长。李兆洛在感叹“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而然”的同时,表示“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然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书,敬当力改其失”。在方东树身后,也有不少学者对之持褒扬的态度。梁启超谓《汉学商兑》,“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家)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钱穆先生虽承认《汉学商兑》显示方东树的学术造诣,“文史通明”不如章学诚,“经义湛密”不如陈澧,“识趣深细”不如许宗彦,但仍强调该书也表征了“学术将变应有之象”,连对方东树不无微辞的章太炎,也说“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
  当然,贬之者也不乏其人。 这当中, 以经学家皮锡瑞批评最为激烈:“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佛,不可为川。”就连方东树后裔、当代作家舒芜也说该书“以张扬宋学攻击汉学引人注目,学术上并无价值”。虽然如此,《汉学商兑》一门在同治、光绪年间仍一再重印,三十年间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方东树由此“名乃大著”。这功劳应当记到方东树的堂弟兼弟子方宗诚和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头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鼓吹,难以产生这样大的轰动效应。 “《汉学商兑》书出,汉学之焰渐熄”,一度成为桐城派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此说带有自我夸饰的成分,对该书的学术价值我们不能估量太高。但以《汉学商兑》出版为标志,“调和汉宋”作为对清朝文化政策的正面呼应而在学术界渐成一种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后,阮元撰《性命古训》,论证汉儒也讲理学:,同程朱学派实乃殊途同归。陈澧著《汉儒通义》,持论与阮元相似,在《东塾读书记》中,他把阮元的意见推向另一个侧面,反复申说朱熹本人既重训诂学,又教人读注疏。 既然汉儒也讲义理,宋儒也讲考证,则汉学的通经与宋学的明理并非冰炭不容。 反映到清朝文化政策上,便是“崇宋之性通,而以汉儒经义贯二”。由此可见,《汉学商兑》为此次学风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对于这段公案,梁启超的评论甚为公允:“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的确,江、方二人并非完人,他们的观点都有偏颇和失当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自著作的学术价值。

难得是知己 情深意气真

  自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方东树第一次赴粤至道光六年(1826年)离粤的八年,是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生活安定,衣食无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阮元虽是汉学宗师,身居高位,与方东树道不同,但心相通,情相得,相处甚洽。在方东树与江藩的论战中,阮元虽与他意见相左,并资助江藩刊行《汉学师承记》, 又亲笔作序加以推介。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如果没有阮元的默许,或恐难以行世;如果不是出于对阮元的高度信赖,方东树无须在阮元奉调离粤赴任云贵总督之际,将这本唱反调的著作,郑重呈献给他。
  阮元确乎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气度和胸怀,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道光五年(1825年),阮元以《学者愿著何书》为题,考试学海堂内诸生。不料引起方东树的反感,立刻奋笔疾书,写下《书林扬觯》三卷。究其本意,在于感慨后世著书太多太草率,几近于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因诵往哲遗言及臆见所及为十有六论,以念同志知者,或有取于鄙言也”。方东树在书中谆谆告诫天下学人,学须知要。只有那些对身心性命、国计民生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爱好,才称得上学问,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勉力追求的目标,否则,即使著作等身也无益于世, 反而授人以柄,贻笑天下。因此,学者著书不可不慎。
  应该说,方东树所言有其可取之处,但他写作此书的起因,正如他在该书序言中自陈“因阮元策题而发”,在书中第七论“著书不足重”中,举例说:“近又有一种人,以己所余之残膏剩馥,丐妇人造作虚誉,裒然各自成书,灾之梨枣,以疑误学人耳目”云云。联系阮元曾命其侧室刘书等撰有《疑年录》诸书,则方东树锋芒所指,已是不言自明了。如此直言无忌,阮元还将他容留幕中,待如上宾,若非诤友知己,绝难如此!若干年后,方东树与阮元俱是垂垂老者,又都闲居乡里,还书信往还,阮元对方氏文学成就赞不绝口,誉其“足以信今行远"。这并非妄评,而是由衷之言。
  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奉调出任云贵总督,方东树未便同往,只得黯然赴浙江,另谋他就,急切之间难以寻到一个理想的去处,旋及返皖人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毫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又曾客游浙江、宣城,身类转蓬,生计维艰。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月,方东树再去广东访友,逗留数月,不遇而归。八月十五日,归舟过韶州曲江,舟覆坠水,幸得不死。入夜对月遣闷,感慨万千, 杂书十四首, 其中二首云:“奇文要道一身肩,英气灵光尚烛天。投与蛟龙渠不识,六丁收拾待他年。‘倦游北去上泷流,身谒龙宫龙不留。应见归装陋如洗,怕招穷土赋羁愁。”明明内心凄苦万状,却以谐语出之,更见沉痛!
  道光十三年(1833年),方东树的好友,同乡兼同门姚莹任江苏武进县令,请他编校其曾祖姚范(姜坞先生)的《援鹑堂笔记》,其后两年,姚莹先后为元和县令、淮南监制同知,方东树均偕同前往。援鹑堂系姚范堂名,取自扬雄《寡学篇》“春木之茧兮,援我手之鹑兮。”言孔子教人有以手援而醇和也。姚范平时校阅古今群书,探微质疑,时有心得,笔之成书,累计数百上千条。他去世后,学者们辗转传抄,时多有散佚。后经姚莹搜辑补缺,初成规模,然而不尽如人意处尚多,遂请师兄为之校正。方东树全力为之,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校毕。 三年后,又将全书修订一遍刊刻《援鹑堂笔记刊误》, 在自序中对自己“寡昧不学,多遗谬说”深感汗颜,“如芒在背”,检讨说:“一己之遗讥通识,其事小,古义之疑误来学,则其害大矣。故即其所已误者,亟改正于此,其未悟者则望之来哲。”方东树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与方东树同门,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姚莹的弟子徐子苓在为姚莹所写墓志铭中说他:“少学于其从祖姬传先生,与其乡方植之、刘太学孟涂友善”。在方东树的文集中,论及姚莹的地方最多,彼此倡和之作,俯观即是,他对姚莹特别钦佩,显然不只是出于同乡同学同派的缘故,而是由于姚莹一生最讲究“实”。 他认为:“石甫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故其文皆自抒心得,不假依傍。”“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得失,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 咸丰初年,姚莹奉命参加广西永安围攻太平军之役,方东树设宴饯行, 两人当筵赋诗,意气甚豪。他将姚莹比作临阵策马,从容渡河的唐将白孝德,祝愿姚莹马到成功,诗中有“想见当年费文伟,围棋更轶谢东山”之句。在另一首诗中,方东树再次以王阳明事迹相激励:“藤峡功名王伯安,满隅真足愧三孱。书生自有平生志,投老齐名说靖蛮。”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谥文成,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后人推许他“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方东树视姚莹为王阳明一类风流人物,包含着对他功业、气节、文章的期许和景慕。
  方东树一生贫寒,每当生活遇到难处,总能从姚莹那里得到帮助。而方东树也曾在老友遭遇不幸时,在精神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鸦片战争初期,姚莹正在台澎道任上,面对英国侵略者的猖狂进攻,他镇定自若,招募义勇,加强武备,连挫强敌,故连年浙粤等省丧师失地,而台湾岿然不动。后姚莹因所谓“冒功’,罪蒙冤入狱,后被贬谪四川,再罚人藏,历尽磨难。方东树身在异地, 闻姚莹蒙难,义愤填膺,频频寄诗慰勉。如《寄饯石甫》诗云:“威名海外袭鲸鲵,岂谓论功亦数奇。抗疏盈廷无耿育,抚筝双泪感桓伊。敌情知喜长城坏,民志虚殷卧辙思(台民数千人签呈日诉于大府行台,涕泣保,遭不准)。 独恨遥途艰出饯,待寻初服话归期。”殷切愤懑之情,洋溢其间,至为感人。姚莹在左迁入川时,闻方东树贫不得食,托家人赠银数百两以助生计。及闻姚莹罚藏差,方东树心中不安,即持券归还姚家。姚莹身在边关,心系故人,在其《康蝤纪行》中,多处提及方东树,评价尤高。如《桐城先辈》一则中说:“今方植之东树,学问文章,体博思精,其亦编修(姚范)与惜抱先生(姚鼐)之后尘乎!”其《酬植之》诗云:“深思好学邈先儒,头白犹闻力著书。自守《元经》贻范望,何须《羽猎》似相如。《考架》《半字》精无对,红树青山健有余。念我题诗来异域,蓬莱征路欲回车(《考架》《半字》君自名诗集也,君著作甚多,诗其一种耳)。商声古调入君弦,掩抑金徽几岁年。召饮偶开元亮径,卜居常近范公泉(余前岁归,再饮君家,君极贫而甚廉,非其义一介不取)。射蛟台树藏春艇,投子山中隔暮烟。自有醍醐堪灌顶,不烦荔葡觅三千。”这首诗对方东树一生治学成果和立身祈向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

贫病忧天下 垂老治学勤

  道光十七年(1837年),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邓廷桢募,一生中第四次赴粤,时年六十有五。以如此高龄远赴岭南,非为求名求功,实为贫困所逼,不得已而为之。临行前, 他赋诗一首, 感叹:“造物劳我生,未死安敢息”,“逝将去为口,岂为乐占国”。同时,他对南方的恶劣气候和环境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南州地气异,一一记畴昔。飓风可颓城,瘴雾常侵席。隆冬褫革带,盛夏服要襟。嘬肤蚊喙馋,局步井天窄。举市共蛮语,晓一不知百。”岭南,遥远的岭南,仿佛是方东树生命中一个永难诠释的情结,它带给他几多欢欣又几多惆怅,让他难以亲近却又无法逃避,以致年逾花甲, 还要背井离乡向它靠拢!与前几次赴粤时相比,方东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内心更布满着悲凉。方东树及其亲友无从预知此行的结果,便只好作一去不归的最坏打算。他“隐心别先垄,嘉告谢群客。情亲二三友,不言黯相惜。临行指书幌,流连故经籍。未能归来,重复理烟册。雏孙走相送,顾此弥心侧。”
  赴粤途中,方东树肺疾复发,痛苦不堪,心境也越发颓唐,诗中弥漫着消沉之气,如“衰疾困行旅,所惜为生难”,“付汝一柄锸,死便为埋棺”。舟人南昌时,肺病加剧,至赣州“气喘逆甚,不食旬日”,在写给马元伯、公实兄弟的诗中,一再悲叹:“夜寐梦岂甘,出游忧未写。筋力还自觉,甚矣吾衰也。今年我远行,问志本聊且。风波任颠簸,征途娱意寡。”“道路死不惜,艰危愁更惹。每恨作悲翁,何堪闻达者。望远起浩歌,思君泪盈把。”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广州,受到邓廷桢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方东树那颗饱经忧患的心灵,感到春风般的温暖。
  说起来, 方东树与邓廷桢不仅是旧时相识, 而且有一段颇不寻常的交往。早在道光七年(1827年), 方东树就曾盘桓于安庆邓廷桢幕中,其父方绩《屈子正音》就是得到邓廷桢鼎力资助,才得以校刊行世。四年后,桐城发生水灾, 邑令杨大缙贪婪虐民, 触犯众怒,百姓聚众大噪,县令大恐,以民变上疏皖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一场涂炭生灵的惨剧一触即发,正在邓公府中的方东树,闻讯焦急万分,忙面见邓公,以身家性命担保,恳请罢兵。邓廷桢素来敬重方东树, 就听从了他的意见,积极调解,事态遂告平息,桐城幸免兵燹。
  也许是这件事给邓廷桢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数年后,邓廷桢总督两广,仍不忘延揽方东树佐幕。 方东树也不顾高龄,千里迢迢前来应幕,宾主之间十分融洽。一年后,又应广东海关监督豫堑之请,主修《粤海关志》。修志之余,方东树精心编校了父亲的《鹤鸣集》。同里光律原为之刊行。又先后修订了先前在粤时所作的《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二书。这两本书刊行后,曾产生了很大影响。方东树出于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对凡宜改正之处,以及观书时有所创获可以补人本条相发明的心得,以札记的形式附于原书上下方,日久遂多,此次集中整理后编成正误、补义二卷,序而刊之。另外,他还校刊了同乡胡虔的《柿叶轩笔记》,撰其行历与交游为《先友记》。在广东期间,方东树还完成了他的著名论著《昭昧詹言》,专论诗学旨要,极有见地。
  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方东树年老归里,以授徒课孙为乐,同时奋力著书。十年中成《大意尊闻》3卷、《山天衣闻》1卷、《思适居铃语》4卷。编定《仪卫轩文集》12卷,诗集《考架集》3卷。这些著作或为古人格言之辑录,或辩论经史所载古今述传而义未安者,虽有一定学术价值,但道学气稍重。惟有71岁时于病榻之上所作的《病榻罪言》一文,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至今为人称道。
  方东树之所以作此文,并非偶然。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就说他少时“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实用也,道德义理所以用此权衡也”。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方东树,却连遭厄运:“久困不能自伸,家贫无以供菽水给衣食之奉,奔走求所人为养,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羁旅异地,每遇良辰令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但贫贱的处境并没有泯灭他那颗关注现实、忧时济世的火热之心。在他的《文集》中,《治河水》、《读禹贡》等用世之作屡见不鲜。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客居广州,眼看鸦片之毒蔓延天下,忧心如焚。他痛切地感到:“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因此,他作《劝戒食鸦片文》,“痛切陈谕,庶彼忠告”,力劝食者戒烟。 又撰《匡民正俗对》,陈述禁烟之道,建议“欲令鸦片之害求绝,则莫治严治食者;严治食者,则莫治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同时,他力劝邓廷桢陈兵斩杀“桀骜不受约”的义律“以绝祸本”。但昏聩无能的清朝统治集团不敢采纳方东树的正确意见。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丧师失地,统兵大帅多不战而逃,方东树“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遂作《病榻罪言》极论制夷之策。
  这篇文章从战略大计到具体措施,从发动民众到收服汉奸,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洋洋万言,热情激荡。针对甚嚣尘上的投降谬论,方东树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夷之祸产生的原因“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污辱自蛊,各前督之姑息养痈,内地奸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生乱久矣”。对和议的危害,他洞若观火:“今财用既拙,兵威日蹙,徒乞和以示弱,而终莫保。是和之一议,无益于救败,不待智者而决也。”他认为制夷自强的关键在于“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方东树满怀希望托人将此文呈交旧识浙江军门卞士云,请他代为上转,并作一诗抒怀,慨然叹道:“敢将微贱忧天意,漫托虚空饷远思。老死端无陈事日,新书始见属辞时。”可惜,他的意见均不被腐朽的统治集团采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方东树晚年家居达十年之久,家境每况愈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先世七丧未葬,心中不忍,尽出家产买山,为之一一营葬。又因生性伉直,得罪了邑令史某,本来有一座书院想聘方东树任山长,却因史某与县内一名劣绅从中作梗而被裁夺,由此家贫日甚。
  咸丰元年(1851年),方东树的学生江苏句容人唐治从桐城移任祁门,延请老师出长祁门东山书院,以赡朝夕,方东树欣然应允。早春二月,风暖日丽,及门弟子十余人为他及即将赴广西参与赛尚阿军事的姚莹饯行,地点设在光律原的遂园。席间,众人即兴赋诗,相互酬答,诉不完的倦倦深情,叹不尽的离愁别意。方东树心有所感,趁兴吟诗二首,以示谢忱。其一日:“共道衰慵行路难,都忘惜别转余欢。共将小鲁齐名义,敢比为言海水观。”其二日:“国子先生老亢颜,招予进学只欺谩。贪言欲报齐桓好,多恐缁衣愧授餐。”方东树已经是八旬老翁,却要离家出行,实在令人放心不下。幸好弟子文汉光、甘绍架自愿随从,照料他的起居。五月二十二日,方东树略感不适,他不以为意,与门人饮酒论学,泰然自若。二十四日寅时,他自感大化之期将近,从容盥洗更衣加冠,然后端坐讲堂,看到旁边的桌子微斜,即命门人摆正。 又令弟子持书简,向县令唐治作最后的告别。文汉光关切地问道:“先生心里好过些么?”方东树说:“很好!”至申时,溘然长逝。临终前,嘱咐门人死后薄葬。次年春,遗柩自祁门运回,年底葬于桐城西乡挂车山吴家嘴祖墓侧,方东树墓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东树在桐城派诸家中,以学识通明、门徒广众而著称。他少时体弱多疾,12岁丧母,因悲痛过度,频频咯血,得了严重的肺病,30开外始稍壮健。后来饥寒困迫,颠沛失荡,一直未曾根治,每每发出:“肺病累颓龄,三年不相舍”,“所恨肺疾久,笔懦辞无奇”的悲叹。恶劣的境况,阻挡不了他求学的脚步,自幼至老勤学不倦,常常鸡鸣即起,午夜不眠,每有所得,辄半夜跃起,援笔作记。晚年更加精勤,曾取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学者遂称为仪卫先生。尝谓“士人欲补不耕织而衣食之咎,则惟有著书觉人可耳”。所作《待定录》百余卷,即是他利用授徒余暇,博览群书后所得体会的集成,凡天道治法,人情物理,修身之要,格致之方,存养省察之旨,诸儒学术之异同得失,以及说经、考史、说文、小学,无不探颐抉微,析非审是,真知灼见,往复皆是。书虽成于53岁那年,却是数十年功夫凝聚而成,惜佚于兵祸,后人不得见之。
  方东树是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播者,但并非冥顽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他不满于汉学末流的繁引曲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但他对汉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切切实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不可能写出《汉学商兑》以揭其失。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颇能说明问题。道光四年(1824年),方东树客于广东督署,曾以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借卢文留原本详校一遍,上下四旁朱墨交错,所加按语,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而详明,实为读《注疏》之精要。可见方东树对汉学并非束书不观,要说门户之见,间或有之,但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壁垒森严。
  对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著作,方东树也很关注,显示出可贵的开放意识。如他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 “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连忙写信给作者魏源,说“此书闻名已久,迟而未见,急拭昏眸,悉心展读”,“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学者本色,于兹可鉴。
  方东树继承了方、刘、姚“三祖”的遗风,悉心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成就斐然,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相貌清癯,长身玉立,神采凝重”的良师,道德文章学识更是世所共仰,故四方学子,负笈来求。与别人不同的是,方东树的弟子大多是晚年家居时所收。
  据近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八专记师事及私淑方东树诸人,其中亲聆受教并卓然有成者有戴钧衡、方宗诚、苏椁元、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架、刘宅俊、郑福照等十几家,绝大多数都是桐城人,这也是方东树对乡邦教育文化所作的一大贡献,桐城文风在近现代代代相承,赖以不坠,得益于方氏弟子之处多多。方东树去世后不久,太平军席卷江淮,戴钧衡、吴廷香、张勋、马三俊等桐城派文人组织团练,举兵顽抗,尽皆殒命。经此一役,方东树嫡传弟子凋零殆尽,唯方宗诚硕果仅存。他利用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交情笃厚之机,努力扩大方东树的影响,故《清史稿-文苑传-方东树传》说:“东树博学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没,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诗文称名家 立论蕴精义

  方东树青少年时代致力诗文,师从一代文学大师姚鼐,中年后虽专攻学术,但终其一生,未尝停止过文学创作。为文好深湛之思而不专贵于文字,博辩醇茂,言必有物,讲究经世致用,师古而不袭古,遂成一家之言。他最为擅长的是论说文,随事阐发,大开大阖,常不顾文重义复,尽情发挥,“罄抒心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或前人所未言而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推阐,或后人所欲言而不能自达其意者,悉为疏通而曲畅之”。故而集中多洋洋大观的长文,如《答叶溥求论古文书》等。其他如《答友人书》、《答人论文书》、《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以及一些文序、诗序等,也都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于言有序之外,注重言有物,与一些泛泛空谈的高头讲章迥然不同。他对此颇为自得,在《仪卫轩文集--自序》中说:“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这一点当时即有人注意到,如胡晓东在《仪卫轩诗集序》中说他“独以孤高之情,发抑塞之怀……不 "声色为工,为同学诸子特异。” 当然,由于他过分追求“浩博无 不尽之言”,有些篇什不免庞杂拖沓,不太凝炼, 缺少姚鼐文章的 简洁涵蓄。方东树对自己文章的缺点也很明了:“仆之文粗而犷 气未除”, 此非谦辞,方东树古文确有这方面的毛病,虽然自知, 终不能改。
  方东树的诗,气韵沉酣,格调坚劲,文词虽不华丽,却有一股兀傲峭厉、盘空瘦硬之气。诗作题材广泛,兼涉拟古、赠答、遣兴、述怀、咏物、讽事,大多抒发穷老不遇、抑郁愤闷之情。 如:“我读孟郊诗,咏老何酸辛。老非贫病客,莫悟写言真。我若授郊口,郊如受我身。相距千载下,宛若在一晨。”“闻言惊欲请,辗转忽已寤。抚枕泪浪浪,此气何匆遽。君今有羽翮,来去随烟雾。有疑未及晰,有怀未及吐。幽滞积在胸,沉吟忆平素。生常各一方,死长隔泉路。生死永相念,我怀如旦暮。’抒发的虽只是个人情感,却也悱恻动人,极富艺术感染力。方东树诗集中也有一些纪实之作。《忧旱》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中先写三年水灾给农村带来的破败景象:“东南三年水,流尸惨入目。无论日园坏,村荒半无屋。贫者死固宜,富者生以蹙。”接着笔势稍缓,现出一线生机:“今年春雨稠,喜见桑叶绿。早禾将及事,谓司卜丰熟。”但天不随人愿,旱灾还是无情地发生了:“由来人理穷,天心还反覆。龙懒不上天,云痴无渗漉。烧薤不行水,我穑曷以蓄。况闻邻州县,蝗虫各蕃族。西面望云霓,故里尤殷祝。”
  最后,诗人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对农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无半亩田,心忧万家哭。稷契谟朝堂,小人思果腹。”可惜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生疾苦、忧时伤世的作品,只占方东树诗作的极少数。
  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自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建树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
方东树在诗论方面用力尤深,他晚年所著《昭昧詹言》一书即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断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由于它评论历代诗人的作品,多独出机杼,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时时追踪古代文论发展潜在脉络,而且可以紧紧把握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巩固桐城派的主导地位,扩大它的影响,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问世以后,风靡一时,交口称誉。戴钧衡20多岁时自刻的《蓉州初稿》,见者惊为异才。方东树淡然一笑:“十年后寻自悔耳!”戴钧衡初闻不信。当他用三年时间伏读《昭昧詹言》后,大为叹服,果然自收前刻。吴汝纶盛赞“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或乃谓示人以陋,此大言欺人耳。陋不陋,在学问深浅。学浅,虽诹经考史,谈道论性,未尝不陋;学深,虽评骘文字,记注琐语,亦自可贵。故鄙论尝谓植翁此书,实其平生极佳之作,视《大意尊闻》《汉学商兑》为过之”。在他开列的小学堂学诗必读书目中,《昭昧詹言》赫然人目。马茂元启蒙老师方彦忱也曾教导他认真研读《昭昧詹言》,说“桐城诗法文法,在此一书中矣”。连自称桐城派“不肖子孙”的舒芜先生也承认该书“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都要做试贴诗的时代相当盛行,现在看来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倒是可以有一席之地”。
  以古文法论诗本是桐城派的传统,方东树更深得其中三昧。其文论、诗论兼容并包,浑然一体,既吸取了前人理论的有益养分,又能结合变动不居的社会存在,在不动摇桐城派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推衍和发展,使原本渐趋板结的桐城派古文理论,在与时代潮流及现实社会的碰撞与对话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显示出内在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包容性,为桐城派在近代得以延续和流衍,助了一臂之力。综观方东树文学主张,内涵极其丰富,举其要者,约有以下数端。

(一)务本重道,适时尚用。

  桐城派以“阐道翼教”为宗旨,以“助流政教”为文章功能之所在。方东树标榜程朱,鼓吹义理,较其前辈态度更加明朗而坚决。在他看来,道思不深,经义不明,质性不仁,则不能工文。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感受到了变革的时代气息,这促使他重新思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社会,反映到文学理论上,便是把韩愈明确提出而为桐城派所固守的儒家之“道”,重新作了一番阐释和改造,赋予它崭新的时代内容。在《辩道论》一文中,他鲜明地提出:“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
  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中说:“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川而已。”“救时”、“用世”遂成为方东树所谓“道”的立足点和川发点。为了更好地以文载道,方东树强调加强作者道德学识修养,求真立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立言以祈不朽者,必以德为本”。“诗以言志。如志无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学人好为高论,而不求真知,尽客气也。”又说“欲为文而第于文求之,则其文必不能卓然独绝,足以取贵于后世。周、秦及汉,名贤辈出,平日立身,各有经济德业,未尝专为学文,而其文无不工者。本领盛而辞自充也”。“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这些话并不含有轻视文章技艺之意,而是提醒作者莫要因艺废道,忽视对道德修养和文章义旨的追求。一个真正的儒士,必须通于世务,明体达用,在此基础上,达到道德、文章、政事的完美统一,“体之为道德,发之为文章,施之为政事”。由是观之,方东树在论道论文时都主张经世致用,适时应变,这固然带有较强的功利性,但和一味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宋儒相比,有一定进步性。

(二)陈言务去,不拘成法。

  作为一个深谙文学创作规律、 诗文并擅的著名作家, 方东树对诗法、文法都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在《昭昧詹言》中总结了学诗的六种方法,即创意、造言、选字、隶事、文法、章法。六法旨在:创意,须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造言,当言简意赅,殊于艰深;选字,必须清新典雅;隶事,力避陈言,当如韩愈以文为诗,翻新致用;文法,以断为贵,气势峥嵘;章法,起承转合,横截纵通,方能运用自如。这六点,是桐城派古文义法之所寄,可谓诗歌学、文章学的精髓,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清规戒律,包含着通变和陈言务去的积极因素。方东树认为诗人作诗:“须要自念,必能崭新日月,特地乾坤,方可下手。苟不能,不如不作”。这种通变观无疑是与他文章适时尚用的主张相互适应。通变的关键在于“去陈言”。方东树明确指出:“汉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皆陈言不可用。”“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这显然继承了韩愈“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的思想。桐城派文法在经过前期的平稳发展和层层递进后,在姚鼐时期趋于定型。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桐城派要求得到新发展,只有在内容、形式诸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这一点上说,方东树于此时搬出韩愈的名言,正得杨柳新翻之妙,不可以技穷视之。方东树注意到,自古诗文大家,无一不是特色昭然而自成一格者。如杜甫之诗“下语必惊人,务去陈言,力开生面”;方苞、刘大?、姚鼐之文虽“若出于一师之所传”,而“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反观一般文人的作品,大多缺少鲜明的个性,“只因词熟转晦意”,读来味同嚼蜡。
  要做到陈言务去,并非易事。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重点谈了古文学习问题。他提醒学文者首先要“有本”。所谓“本”,主要指作者经世治民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功业。其次,认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但又“不可袭乎古人”,还要有自己的创造,要“善因善创”。要做到这两点, 必须处理好学习古文的“得”和“为”、“合”和“离”、“信”和“知”的关系。这正是学文者必须解决的三道难题。为此,方东树特别强调多读书。他说:“读书深,胸襟高,皆各有自家英旨,而非徒取诸人。”又说“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能多读书,隶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陈出新人妙”。这就是说,多读是前提,创新是目的,读书不多则见闻不广,体会不深。 因袭或能做到,创新则难为之。方东树这些见解,对以后桐城文家探讨古文技法,总结创作经验,起了示范和引路作用。

(三)重视评点,强调精诵。

  方东树力主陈言务去,不拘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法”,相反,他把“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加以观照,认为:“义者,法也。”“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背”(《切问斋文钞书后》)。 鉴于此,方东树在总结文章技法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晚年留下了一部古今体诗通论《昭昧詹言》,书中选取大量名篇佳作作为范例,具体阐明文法之妙,便于读者体察和领会。除此而外,方东树还曾就评点和精诵发表了不少高见,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宋明以来不少古文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归有光就曾将《史记》等加以五色圈点,从中揭示所谓“全篇结构”、“逐段精彩”、“意度波澜”等“治文之方”。方东树对之非常赞赏,认为可以使“传法不废”,“不如是不足以明也”。对有人片面否定评点之学,方东树力予反驳,认为学习作文固然需要个人体悟,“以意逆之”,但后人总结前人作文经验,言前人所未言,导后人以学,也是文论的进步,是发展的必然,究其本身,无可厚非,人们所应审视的只是“其言之当否”,而不应轻率怀疑甚至否定这种方法。
  至于精诵,方东树更是大加提倡,认为“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发,达而臧。”①在他看来,只有反复诵读古人成功之作,才能领略古人写作的甘苦曲折和文章妙处。这固然未能超越刘大?、姚鼐的主张,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它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作用。事实上,方东树在运用这种因声求气的方法方面,确有心得。如他肯定方苞文章“说理之精,持论之笃,皆有不可夺之状”,同时又批评“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其原因在于方氏义法滞重,又“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拘法矜慎,以至文气“拘束不能闳放”。这些质疑颇为有力,非精诵不能道明。
  方东树古文理论颇具特色,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者,其他如刚健之美的“笔力”、“文气”说,构成意境之“妙”说,对桐城派文论都有所增益和发展,历来为人推重。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文坛二百余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恪守封建正统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文学主张,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纵观它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当中国封建社会跨越两千多年的漫漫长途,向充满屈辱的近代过渡时,作为文坛主导流派,桐城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必须直面呼啸而来的时代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衰象初露、难以为继的桐城派。
  “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②。姚鼐的呼唤是那么深沉而急迫,而被他寄予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却又相继早亡,才华横溢的姚莹偏又浮沉于宦海,经营着他的致用人生。当此之时,方东树奋袂而起,“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在师承前辈的基础上,补苴罅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所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方东树无疑是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对他的评价多有分歧。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指斥方东树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吴闾生在《评本昭昧詹言序》中攻忤他“自抒己见,则不免臆断虚侨病”。上述二说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它们恰好从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透露了方东树因袭与变化之所在。“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倘说方东树是“有所法”和“有所变”的典范,庶几近之。
(责任编辑: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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