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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略] 人生苦涩,诗文俱佳--管同评传

2017-08-10 来源:未知 作者:桐城派研究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关键字: 姚鼐 管同 四大弟子
导读:清朝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管同就是他的“四大弟
 清朝乾嘉年间,桐城派在文坛上已经取得了一代正宗的地位,时有“天下文章出桐城”之说。作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多年主讲于书院,培养了大批弟子,管同就是他的“四大弟子”之一 。
  管同,生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终年52岁。管同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伯祖做官时全家曾遭籍没,此后叔伯漂泊外地,流落他乡。
  他的祖父管霈喜欢文艺,擅长诗歌,于乾隆九年(1744年)中顺天乡试副榜,在京师时经常与一些著名的文人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却一直怀才不遇,淹迟数年,才得到一个晶秩低微的闲官--安徽颍上教谕。管同的父亲管文郁,文名不显,母亲邹氏,共育子女四人。管同在兄妹中排行居中,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管同的外祖父邹森举人出身,作过安东教谕。
管同的生平和思想
  管同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读书与求学时期(1780--1804年)
管同是家里的长孙,从小又非常聪明,因此深得祖父的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就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管同出生时,祖父管霈已经在颍上做了十五年的府学教谕,他年轻时的豪情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个性的棱角也已销磨殆尽,教育自己的孙子成才就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管同3岁的时候,管霈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提拔--安徽凤阳教授,于是举家迁到了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朱元璋未发迹时, 曾在皇觉寺做过和尚,当了皇帝后便重建之,并更名为龙兴寺。 据《大明洪武实录》记载:“(龙兴寺)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 可见规模之大,寺内有许多名胜古迹、名人题刻。到了清代,龙兴寺虽然香火凋零,但规模尚在。每到闲暇时节,管同的祖父、父亲就带着管同和弟弟管虎到龙兴寺去,穿过那一排排的廊庑, 攀上那断壁残垣, 嬉戏游乐,其乐融融。有时,祖父、父亲与寺里的和尚谈经说法,往往夕阳衔山,一家人才尽兴而返。这夕阳残照给年幼的管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仍然难以忘怀。那时候,祖父的俸禄虽然很低,但一家人省吃俭用,祖母、母亲又经常做些女红补贴家用,因此还能够吃饱穿暖,并且家里还有几个奴婢可以呼唤。在凤阳的这几年,是管同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但是灾难却像毒蛇一样慢慢地逼近这个家庭。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管同的祖父管霈终于被提拔为四川仁寿知县,但未及上任即溘然长逝, 这一年管同才8岁。祖父死了,一家人在凤阳顿时失去了依靠,次年全家只好迂回祖籍江宁府上元县,但是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管同的父亲亦撒手人寰,一命归阴,留下了孀妻、老母和弱子。管同一家一下从融融洽洽的小康之家陷入困顿。年幼的管同深深体会到人间世态的炎凉,这对他以后孤介耿直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尔后,管同的母亲邹氏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用她那瘦弱的双肩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一面照顾婆母,一面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当时管同才9岁,他的姐姐也不过十一二岁,妹妹管纯才3岁,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此时,管同家里已经没有了奴婢仆役,无论什么事情母亲都躬自操作,亲戚朋友也都帮不上什么忙。
虽然家里的生活十分困窘,但是母亲并未放弃对管同的教育,而是亲自授以诗书,并时时加以督促,望其有成。管同十四五岁时,全家迁到了江宁城的西面,母亲邹氏延请管云庄教授管同。管云庄是管同的族兄,喜欢文辞,学问也很好,他的朋友严小秋等人经常来和他谈诗论文,管同往往侍立其旁倾听,这种环境的熏陶,对于管同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嘉庆初年,著名的文学家姚鼐在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管同遂人书院从之学习。在钟山书院,管同如鱼得水,这儿不仅有名师指教,而且结识了许多朋友,如梅曾亮、刘开、姚莹、方植之、左匡叔、陈仰韩、邓廷桢等等,可以互相切磋,共同探讨,这种师友间的互相启发和帮助,使管同的诗文创作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提高,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管同勤学不倦,逐渐显示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天赋,并在当地小有名气。 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管同19岁时,已经有亲戚请他教授学生了。老师姚鼐非常赏识管同的才华,为有这样出色的弟子深感自豪,多次向朋友们推荐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他在与《与吴山尊》的信中说:“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者之隽矣。”在与《鲍双五》中亦称赞管同:“此生诗文俱佳,乃少年异才,”又称赞他:“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认为“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隽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
这几年,管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宁度过的。有时在书院读书,有时外出教授学生,闲暇时则与朋友一道去游玩。江宁为六朝故都,山川秀丽。管同曾与朋友登上石头城吊古怀今,又曾泛舟于湖,玩赏绿水青山,也曾登上燕子矶,望滚滚长江奔流入海。嘉庆六年的时候,他还和王中子一起登上岑山之巅的扫叶楼,他这样描绘道:
是楼起于岑山之巅,土石秀洁而旁多大树。山风西来,落木齐下,堆黄叠青,艳若绮绣,及其上登则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砜,幽旷瑰奇,毕呈于几席,虽向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卷七-登扫叶楼记》
这段出色的描绘,动静结合,色彩明丽,而且构图清晰,笔致简练,简直就是一幅山间秋色图,其意境清幽而富有生机,显示出青年管同扎实的功力,特别是写景的能力。
嘉庆九年的春天,管同的妹妹管纯患痘病死去,管同非常伤心。管纯生一岁,祖父死去,年3岁时,父亲又死去,从小就过苦日子,但妹妹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而且非常勤快,小时候就帮助母亲烧火做饭、做针线活,并时常为母亲分忧解难。管同的姐姐出嫁后,管同又经常外出教书,回家的日子很少,家中只有妹妹陪伴母亲,不幸妹妹刚刚20岁就死去。根据封建礼法,管纯不能葬人祖墓,管同请求于族人才将妹妹葬于其曾祖母墓旁。
(二)四方奔波,养家糊口(1805?1810年)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的秋天,管同离开家乡江宁,外始了长达六七年的流浪生活。这一年的九月,他路过滁州的关山,看到关山形势的险要,写下了《过关山记》。次年,他经过凤阳、颍上。在凤阳,他的表弟王君邀他重游了龙兴寺。时光如水,星移物换,此次重游距他离开凤阳已经十七年了。凤阳的老百姓听说管同到来纷纷邀请他去做客,他从百姓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祖父管霈的事情, 不禁感慨系之, 恍然犹如隔世。这一年,他写了《与凤阳守令书》,认为“守令于百姓,听断于一时;其于凶民,固当绝其本”,建议凤阳县令移风易俗,迅速剿除巨寇匪徒,防患于未然,反映了青年时期的管同积极用世的愿望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心。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 管同到达河南商丘,在其同乡商丘通判陈氏兄弟家中教书。这一时期管同的作品有《游西陂记》、《记蝎》、《商丘济渎祠记》等等,其特点是长于议论,多有理性的思考。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管同离开河南,他的老师姚鼐推荐他到宝山县令田仲衡家去作家庭教师。在宝山,管同有时到海边去,在那里看到了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海上潮汐,写下了《宝山记游》。其中既写到涨潮时“海涛山崩,月影银碎”等壮丽的景色,也写到“午晴风休,远波若镜”的秀美风光。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的秋天,管同又从宝山到了山东,到孙星衍先生幕府下做事,此时孙正在山东督粮。在山东,管同游览了济宁的南池,它位于太白楼的对面,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曾经游玩的地方,有不少的文化古迹。此外,他还随孙星衍到过山东的德州、恩县等地,创作了《游南池记》、《德州廒神庙碑》、《恩县四女祠碑》等文章。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管同又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乡--江宁。
多年的游历生活使管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识见。而各地秀丽多姿的山川景色,浓郁厚重的民俗风情和古朴斑驳的历史遗迹,也激发了管同的创作灵感。管同的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三)安居江宁(1811--1825年)
管同回到江宁后,过了一段“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安静祥和的生活。这一年,他在屋后建了一间小亭子, 命名为“抱膝轩”,取诸葛亮“抱膝而吟梁甫”和陶渊明“容膝易安”之意。 轩内卧榻一张,书籍满架,管同在内偃仰啸歌,自得其乐。此后几年,管同虽有时外出教书,但大都在江宁及其附近。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庭,管同年仅7岁的儿子亢宗患痘症死去。爱子的去世,对于中年的管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悼亢宗赋》,一面思念儿子,一面感叹自己的身世,“嗟予生之薄祜兮,甫九龄而失怙”、“始扬镳于梁苑兮,中击楫于吴江。少归南而偃息兮,北义逾乎东蒙。”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三月,管同的次女出生。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九月,江宁司马联璧招集海内名士二十余人,结诗会于盏山,管同参加了这次诗会。在会上,管同见到了管云庄的朋友严小秋,两人淡起厂多年前的往事,谈话中间,严小秋数次视管同的头发,显得非常惊讶,,因为,管同此时虽然年仅38岁,但已经两鬓斑白,头发稀疏,出现了明显的早衰迹象。其实,只要看看管同的经历也就不奇怪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和打击使年轻的管同心力交瘁,早衰亦在情理之中。此后几年,管同又曾到过宝山、苏州等地,为生活而四处奔波。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对管同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46岁的他终于考中了举人,座师是陈用光。陈亦是姚鼐的学生,《清史稿》称他“笃于师友谊”、“以学行重一时”。陈用光 管同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但还曾对人说“吾较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喜”,由此可见管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非常尊重管同,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学牛看待。管同对这姗姗来迟的功名并未感到过分的欣喜,现在,他已经能够平静地看待中举这件事情了。中举后,本来无意再参加会试的管同,在亲友的劝说下,于道光六年到北京参加了会试,但未能考中。
(四)人邓廷桢幕府(1826--1831年)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邓廷桢被提拔为安徽巡抚。邓亦为姚鼐的学生,长管同4岁,深慕管同之名,延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对管同优礼相加。同时,邓廷桢还开设八箴堂,广泛招纳当时文界名流,管同亦与其中,一时幕府人才济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诗酒唱和,各展技艺,特别是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的端午节,众人在一起:“或文腾藻丽,或诗耀葩采,或师小令于温韦,或仿八分于李蔡,或虫书玉篆庑炎汉太学之文,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可谓盛况空前。另外,这一时期管同作为邓廷桢最亲密的幕友,还代邓作了许多重要文章,如《包孝肃公像记》、《重刻{荒政辑要)序》、《徽州府汪氏祖墓祠碑》--这几年,管同还热情地为朋友的诗集、文集作序,如《方植之文集序》、《刘明东诗文集》、《书梅伯言马韦伯诗后》等等。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管同在陪同邓廷桢的儿子赴京途中,卒于宿迁,终年52岁,英年早逝,令人叹惋。
管同的思想
管同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但还未全面爆发;嘉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遍及数省,但还没有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国外英美等资本主义势力虽时刻觊觎中国,但还没有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管同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对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世风、士风的日下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也曾渴望大展雄风,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拟言风俗书》中指责当时“大臣无权率以畏懦,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的社会风气,并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在于朝廷“上之所行,下所效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事实确实如此,如乾隆帝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认为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小官员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这种极端的专制统治使士人缺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同时统治者的“好谀而嗜利”也加重了这一风气,因为“惟嗜利,故自公卿庶民,惟利之趋,无所不至;唯好谀,故下之于上,阶级一分则奔走趋承,有谄媚而无忠爱”。因此管同要求皇帝闭言利之门,开谏争之路。在《拟筹积贮书》中,他建议朝廷裁减宫匠,以减少“虚糜之赐”;同时将诸王宗室的“恩米”减去一半,以增国库。这种建议直接触及到了朝廷自身的利益,是一般官吏所不敢谈及的较为敏感的话题。管同认为当时河南滑县的农民起义,所以能够“揭竿一呼,从者数万,人京邑,战宫廷而内臣至于从贼”,主要是由于吏治的腐败,“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其次,当时的军队缺乏训练“畏懦碱肪执干戈而不知何以用”,因此“小值寇警,蛾伏豕介相继”,他建议对军队加强训练,重修军事设施,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杜戎心而安民命,有备无患”。管同反对对老百姓实行严刑峻法,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对犯法者一律处以极刑,认为当时刑法严格区分故杀、误杀、下手加功之杀是正确的,值得提倡。管同看到了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认为“洋之货十分而人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人洋者三矣”,主张禁止洋货的输入。
从上述管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吏治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出:管同作为清代社会一名最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枯坐书斋、空谈性理;而开始睁开眼睛看社会,在思想观念上趋于求实、求变。他对于社会弊端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管同开出的疗救的药方则比较陈旧,仍然希望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维系世道人心。
管同一生屡遭不幸,亲人多故,这对他的世界观有所影响。他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天命”、“天数”决定的,但又认为尽人力则可以改变之。他极力张扬人的个性,认为(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体,其身虽域乎天地之中,而其道足树乎天地之表””,要求知识分子加强自我修养,继承传统知识分子高尚、正直、独立不倚的人格。他反对用窒欲的办法修身,而主张“率性而修”,认为能“率其性则孝子忠臣”,甚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思想有助于把人们从神学、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管同为了一家的生计,曾终年在外奔波劳碌,但他不愿去奉承、巴结当时的达官贵人,去求得他们的照顾和赏赐。他说自己“贫贱濒于饿死者屡矣,然公卿贵人,非致敬尽礼则未尝往见,即见之亦未尝妄有陈乞,非敢倨傲,盖侧闻长者之遗风所守在是耳”。他晚年在邓廷桢幕府,邓廷桢认为他“为人落落寡合”,这正是他耿直人格的表现。他一生主要靠教授生徒来养活一家人,但他又讨厌僵化腐朽的八股文,更反对以此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 当有朋友劝他专作八股文“伺得科名然后更求实学”时,他反驳说:
仆闻古之为学者,或纯或驳,或广大浅细,要皆内治其身,外讲明于天下国家之事。用则施诸时,舍则著诸书而垂于后世,未有居庠序、诵先王而汲汲然徒为仕进者。
管同以古代学者自期,主张学以致用,要能够“施诸时”或“著诸书”,否则“纵由此排金门上玉堂,仆则荣矣,亦何补于斯世?当今天下虽无人,专治时文者固不乏,又安用增仆一人于其间哉”。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管同虽然20多岁时就已名闻遐迩,但是一直科场蹭蹬,直到46岁才考中举人。这时,他对于官场的黑暗已经看透,认为“得一第为一官,上之制于长官,下之制于同僚官吏。欲行其议,轻则丛谤讪,重则获罪戾,随时俯仰又寤寐为之不安”,只有那些正直的、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吏才会有此复杂矛盾的心理。
管同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尊敬老师,疼爱孩子,对朋友坦诚相待。他与姚鼐关系甚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之书信往来,报告自己的消息。姚鼐给他的书信他都珍贵地收藏着。他的字“异之”就是姚鼐给起的,取“君子以同而异”之意,他儿子的名,产“亢宗”也是姚鼐给起的。他与梅曾亮、姚莹、方东树、马韦伯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梅曾亮说:“吾自信也,不如信异之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他学习古文就是受了管同的影响。管同对朋友真诚,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朋友的缺点和不足。例如,有一次,姚莹请他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他看后认为“此文欲改,须并其立意改之”,基本上否定了姚的文章。在学术上,管同受姚鼐影响最深。姚鼐推崇程朱理学,尊程朱为“父师”。管同也认为“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也”,又说“朱子解经,于义理决无谬误,至于文辞训诂,名物典章,则朱子不甚留心,故其间亦不能无失”。在治学态度上,管同亦禀承其师,主张“大丈夫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必求吾心之所安,其说经也,亦若是而矣”,即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如果“求胜焉,曲徇焉,非私则妥”。在这一点上,他与方东树有很大的不同。方东树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地位,对于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管同持论较为公允,他尊重程朱理学但不迷信之,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
他的专著《四书记闻》、《七经记闻》就是运用了汉学的研究方法对程朱的许多观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认为“汉儒之言,虽或I时会而有本者多矣,未易卒弃之也”。方东树则对管同《七经汜闻》中怀疑程朱的言论很不满意,认为管同“所致疑于朱子者,了吾意多有未喻”。从管同一生的著述来看,他除了诗歌散文的创作,另有《孟子年谱》、《文中子考》、《战国地理考》等书,也是运用了汉学的研究方法来作的。
管同的诗文理论
管同是一个作家,他的诗文理论主要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推崇阳刚之美,要求文章具有“雄直”之气。这与前期桐城派作家追求平淡自然的风格有所不同,桐城派诸大家方、刘、姚等人的作品都偏于阴柔一格。管同认为:“文之大原,出于天,得其备者浑然如太和之元气。偏焉而入于阳与偏焉而入于阴,皆不可以为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来,虽善文者亦不能无偏。仆谓与其偏于阴也,无宁偏于阳,何也?贵阳而贱阴,信刚而绌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为德者也。管同认为文章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浑然如太和之元气”,而达这一日标者只有六经。对文章境界的这种描述址比较虚幻的,难以把握的,其实是要求文章“究万物之悄而定以中正,极夷险之变而出以和平”,而“究万物之情”和“极夷险之变” 就是文章阳刚之美的体现。姚鼐虽然也在理论上提倡阳刚之美,但创作却偏于阴柔一格,管同的创作则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论。管同提倡阳刚之美是有针对性的--矫正桐城派枯淡孱弱的文风。袁枚曾批评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有鉴于此,管同提出了“贵阳而贱阴”的审美标准。他批评朋友的文章“孱弱无劲气,未得为佳”,又称赞侯念勤的文章“雄健劲直,势如奔马。”
(二)管同提出了诗文创作的具体方法,管同认为“得天之刚,世亦无几,其余必进之以学”。为了写出具有阳刚之美的文章,必须加强后天的学养。首先,必须“养气”。他说“诗文之道,气以主之,学以辅之”,而其“养气”的内容即孟子所云“浩然之气”,实质是要作家加强自己的道德伦理修养。在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管同认为“德”是最重要的,如果“性命修于身,勋业皆其末迹也”。至于创作,要像古代圣贤那样,“其立言也,皆有故而非得已”,即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应该“明道以教人也,记事以传世也,吟咏讴歌以陈情而见志电”,作品应该起到“教人”、“传世”或“陈情见志”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管同继承了桐城家法,打出了传统文论的金字招牌。其次,要积极向古人学习,从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那么,从哪儿人手呢?管同认为,可以先熟读“《公羊》、《国策》、贾谊、太史公”之文,体会其雄奇恢阔之境。具体创作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卷轴性灵”,与古人“神合之”,而不能仅仅“貌肖之”或“贩其辞”①。如果仅学古人之辞,那就与剽窃无二。再次,要注意表达的技巧。管同认为,文章“体不直不可以为杰,势不曲不可以为妍,如长江大山,千里万仞而峰峦岛屿层见叠起,望之茫然而即之竦然”这儿的“体直”是指文气的贯通,也就是文章结构的严密,转换的自然;“势曲”是指语言的表达要委婉曲折,含蓄蕴藉,币不能平铺直叙,毫无韵致,让人“按文之首而可测其尾,读文之上而便知其下”。管同还谈到了灵感问题,认为一个作家灵感到来时, 思绪能够“控引天地, 囊括万物, 神机辟合, 不知其故”,创作出最为优秀的作品。
管同推崇阳刚之美,提倡学习古代的优秀作品等观点,都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他关于创作经验和技巧的论述也是富于启发性的。管同论文的局限性是过于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特别是把六经抬到高不可攀的位置,认为“六经、《语》、《孟》之文,卓绝千古,浑然如太和之元气,而韩、柳、欧、苏皆不及”,对于文学的审美属性重视不足。在文学创作的源泉问题上,管同反对“诗贵性灵,不取学问”之说,以六经为创作的源泉,认为“穷而后工”与“得乎山川之助者,皆文士之文风,非圣贤之文风”,反对把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这就在理论上颠倒了文学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
管同的诗文创作
管同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以他的创作出名的。他弱冠之时,就已显示出非凡的创作才能,姚鼐断言他的创作前途无量。管同的创作超越了其诗文理论的局限,他并没有多少宣扬政治教化的作品。他虽然认为“得乎山川之助者,皆文士之文风”,但是他自己的一些优秀作品恰恰是在游历山川的过程中写成的,如《登扫叶楼记》、《游龙兴寺记》、《游西陂记》、《宝山记游》等等。
管同的散文作品在艺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他把诗歌创作的技法引入散文,善于以简洁凝炼的语
言描绘出一幅幅或清幽淡远或波澜壮阔的境界,使他的散文充满了诗情画意。前面我们曾举了他的《登扫叶楼记》中的一段,下面我们再来看他的《宝山记游》:
宝山县城临大海,潮汐万态,称为奇观,而予初至县时,顾未尝一出。独夜卧人静,风涛汹汹,直逼枕簟。鱼龙舞啸,其声形时入梦寐间,意洒然快也。
夏四月,荆溪周保绪自吴中来游。保绪故好奇,与予善。是月既望,遂相携观月于海塘。海涛山崩,月影银碎,寥阔清寒,相对疑非人世境,予大乐之。
不数日,又相携观日出,至则昏暗咫尺不辨,第闻涛声若风雷之骤至。须臾,天明,日乃出,然不遽出也。
一线之光低昂隐见,久之而后升。《楚辞》日:“长太息兮将上”。不至此,乌知其体物之工哉?及其大上,则斑驳激射,大抵与月同。而其光侵眸,可略观而不可注视焉。
后月五日,宝绪复邀予置酒吴淞台上。午晴风休,远波若镜。南望大洋,若有落叶十数浮泛波间者,不食顷,已皆抵台下,视之皆莫:大舟也。苏子瞻记登州之境,今乃信之。于是宝绪为子言京都及海内事,相对慷慨悲歌,至日暮乃反。
宝山者,嘉定分县,其对岸县日崇明,水之出乎两县间者,实大海之支流而非即大海也。然对岸东西八十里,其所见已极为奇观。由是而迤南,乡所见落叶浮泛处,乃为大海,而海与天连,不可复辨矣。
该文用极为俭省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三幅优美的画面:月下观潮、海上日出、午间望海。文章以见闻开篇,使人充满了对海上奇观的向往,但接下来并未:直接描写潮汐,而写到宝山后的感受,更加调动了读者的兴趣。下面才开始了对变幻万千的海上景色的描写。这样,文章写来一波三折,灵活多变,如人深山,令人目不暇接,而且三种景象一动一静,一黑夜一白天,一壮美一秀美,互相补充,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剪接巧妙自然。
(二)以骈体句式人散文, 骈散相间,音韵和谐,具有音乐美,体现了清代散文集大成的特色。管同最要好的朋友梅曾亮喜好骈文,管同虽然认为“人有喜怒哀乐,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病也”,但是他在散文创作中却吸收了骈体文的优点和长处,这是对桐城派散文的开拓和发展,《宝山记游》一文就有此特点,叙述部分多用散文,描写则多用整齐的排偶句。另外,在《登扫叶楼记》的散文叙述中插入“登石头,历钟阜,南极芙蓉天阙诸峰,而北攀燕子矶以俯观江流之猛壮”;在《因寄轩记》中插入“春雨既降,群绿尽坼,霏红流香,到我几席”等整齐的骈体句式,与散文句式交错使用,使文章具有流动之感,充满灵气。管同的散文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冉一一举例。
(三)管同善于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人生之思融入作品之中。
他在《游龙兴寺记》中感慨“方予幼时,未识此之为乐。省晨昏,视颜色,稍效犬马之愚,及稍有知,存者仅皤然一名老母,尚不克朝夕侍,奔走四方,求升斗之养”,表达了对童年快乐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对未能侍奉在母亲身边的惭愧和感叹。在《游西陂记》中他认为富贵无常,要求人们:“舍是而图其大远者”;在《商丘济渎祠记》中反对不经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这种议论与全文浑然一体,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
(四)善于以典型的细节和环境来烘托刻画人物,这种写法可以说是继承了桐城家法,方苞、刘大kui(从木魁)、姚鼐等人都擅长此法。管同的这类文章经常娓娓道来,一往情深。在《亡妹圹碣》中,管同写自己年幼的妹妹“每当食,母烹饪,则妹执薪坐灶下,俟饭熟乃起;食毕辄手携针线相随坐闺闼,而时出笑言以悦母”。
这样一个生活细节,就写出了妹妹的勤快、孝顺和对母亲的依恋、爱戴,也表现出作者对妹妹早死的哀伤、悲痛,,在《节妇骆氏传》中,他写一农村少女追赶盗窃的乞丐“推丐踣地上,坐其背,拳殴之,丐负痛号呼”,这一细节就突出厂少女的娇憨朴直。另外,管同还善于通过环境来烘托人物形象,反映人物的精神气质。如他的《舅氏邹君诗稿序》:
同以甥故,岁时必谒君,见所居老屋数椽,尘土渗漏,外则竹树蒙闭,邱墓环焉。每日落人静,山风怒号,磷飞鬼啸,意怛然,谓非人所居,而君隐其间,作字赋诗,常充然有自得之色,意甚疑之。
此处以儿童的独特视角来观察舅舅邹森的生活环境,就烘托出了邹氏澹泊名利、甘于隐居、恬然自得的情怀,其人、其诗的不同流俗也就尽在不言之中。其他如在《抱膝轩记》、《因寄轩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管同还有一些寓言性的小品文写得很好,如《记蝎》、《记鸽》、《灵芝记》、《饿乡记》等等。《记蝎》以毒蝎为人所用提出了明君贤相要善用有才能的恶人的建议;《记鸽》讽刺那些“恃一己之强而不知援其侪类”者;《灵芝记》则一反人们以灵芝为祥瑞的观点,认为对于树木来说,灵芝的产生是材不得其用的结果,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毋使不幸而至于芝生也”;《饿乡记》则以游戏的笔墨写出了饥饿对人的威胁和考验。
另外,管同还有一些史论文和政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析理透彻、语言犀利,往往发人所未言。代表性的作品,除了《拟言风俗书》、《拟筹积贮书》外,还有《韩信论》、《范增论》、《蒯通论》等。
在《韩信论》中,他认为韩信并不善于带兵,其成功只是侥幸,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范增论》中认为秦亡于暴政,范增劝项梁立义帝为一决策失误。特别是他的《蒯通论》,分析十分细腻。文章从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开始,结合当时秦末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指出整个社会渴盼和平,蒯通实在不该劝韩信起乓反汉,挑起新的战争。接着管同指出,蒯通劝韩信起兵并不是定心韩信,而只是为了自己在群雄逐鹿中坐受渔翁之利,这种分忻颇有新意。
管同的诗文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姚鼐对此赞不绝口。邓廷桢认为他的文章似苏明允“峻厉严切”,陈仰韩称赞他的文章“叙述廉而洁,议论骞以闳,气肖四时,体包万有”。稍后的张士珩说他的文章“劲气峻骨,亦绝出流辈”;刘声木评价他的文章“雄深宏达,简严精邃,曲当法度”、“理精词洁,奇气盘郁而深稳”;这些评价反映了管同散文各方面的特点和成就。管同作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对于拓展桐城派的廊庑,丰富桐城派的创作技法,矫正桐城派的枯弱的文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章气势充沛,“具有阳刚之美,在当时广为流传,“见者辄持去”。管同去世后两年,邓延桢将他的作品汇为《因寄轩文集》刊刻传世,光绪九年张士珩又加以重刻。
由于管同一生未做过官,又去世较早,因而对他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现在许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对管同或一语带过,或根本不提,这与管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其研究给予应有重视,这有利于我们探讨桐城派散文向现代散文转化的规律,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刘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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