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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传略] 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评传

2017-08-10 来源:未知 作者:桐城派研究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关键字: 桐城派 方苞 创始人
导读: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称方苞为
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世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姚鼐说:“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袁枚称方苞为“一代文宗”。因此,他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他对桐城派的形成直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人称“昔有方侍郎(方苞),今有刘先生(刘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一日不离文墨的坎坷人生
方苞是明初四川断事方法的裔孙。曾祖象乾,官副使,避寇侨居江苏上元(今南京市)。祖帜,字汉树,号马溪,岁贡生,有文名,官至兴化县教谕。父仲舒,字南董,号逸巢,国子监生,诗人。赘于六合吴氏,故方苞生于六合留稼村。其时,方氏家境衰落,因此他说:“痛少时以家贫,迫生计,未得时依大父。”自苞省人事,未尝见吾父母有一日之安也。“余家贫多事,吾父时拂郁,旦昼嗟吁,吾母疲疴间作。”“余先世家皖桐,世官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家无仆婢,吾母逾五十,犹日夜从灶上扫除,执苦身之役。”他在为胞弟椒涂写的墓志铭中,也道出了其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他说:“自迁金陵,弟与史并女兄弟数人皆疮,数岁不瘳,而贫无衣。有坏木委西阶下,每冬月,候曦光过檐下,辄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渐移就暄,至东墙下。日西夕,牵连入室,意常惨然。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
6岁时,方苞随父迁至上元城内土街。时黄冈杜睿、杜介兄弟皆寓于江宁(今南京),桐城钱澄之、方文亦时往来,与仲舒常相唱和。方苞说他“仆少所交,多吴、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的长兄方舟,比他大队岁,以八股文颇负时名,方苞受期影响,自少学习经史,很小就能背诵《易》、《诗》、《书》、《礼记》、《左传》等经典,故长而治经尤勤。20岁左右,外出授徒,往来江淮河济。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22岁时获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23岁秋应乡试,即遭落榜。后随高裔去京师,游太学。其文章得到李光地。韩炎等人的常识,同时得交得辈学者、史学家万斯同,钻研经学。在刘言洁、刘拙修等人的影响下,读研宋儒之书,遂倾心程、朱之学。以致他在25岁时,与姜宸英、王源论行身祈向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准绳。此后几年,他在涿郡、宝应等地开馆授经,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遭落第而南归。康熙三十八年,在他32岁时,举江南乡试第一。33岁至京师,后两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及第。在京城结交思想家李恭,并与李交谈,因学术观念不合,旋即南归,移居金陵由正街故宅之将园。康熙四十五年,即其39岁时,再至京师,应礼部试,中进士,位列第四。中进士后,就在将要参加殿试授官之际,方苞闻母病遽归,失去殿试夺魁的机会。
康熙五十年(1711),是方苞一生的转折点。这年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康熙皇帝,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语多狂悖”为由,弹劾戴名世。方苞因给该书作序,牵连被逮下狱。在狱中,潜心读书,写出《礼记析疑》。狱中犯人以为命不可救了,还读什么书相劝,并夺其书,而方苞却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后来,他追忆狱中所见所闻,写成脍炙人口的《狱中杂记》,深刻揭露清代监狱中的黑暗与腐败。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狱决,方苞被判死刑,只因“圣祖一日曰:汪霖死,无能内古文者。”李光地等人极力营救,因此回答皇上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因而他蒙皇恩赦免释放,出狱隶籍汉军。三月二十三日,康熙皇帝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第二天,方苞被召入南书房,几天之内,先后撰写《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等,每次呈奏康熙帝,都受到赞赏,以为“此即翰林中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命以白衣(即无功名而替官府当差的人)入直南书房。但其家人因受“《南山集》案”的牵连,仍全部没入旗籍。
从“《南山集》案”蒙皇恩赦宥,入直南书房,方苞开始了他30余年的官宦生涯。作为皇帝的文学侍臣,他移直蒙养斋,教授诸皇子、编校乐、律、历、算等书、潜心于《春秋》、《周官》研究,撰写《周官辨》、《春秋通论》、《周官析疑》、《容城孙征君年谱》等书。从康熙六十一年(1722)开始,他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等职达十年之久。
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对其影响颇大,这也使方苞的政治处境较康熙朝有了进一步改善,方苞合族均被赦归原籍。“上曰:‘联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先生闻命,惊怖感泣,涕泗交颐。”方苞自己也被获准请假一年,南归上元,安葬父母,并回到桐城省谒祖墓。回京后,官复原职。“寻欲用为司业,先生以老病力辞。”雍正九年,方苞64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在《与常熟蒋相国论征泽望事宜书》中,提出“择可耕可牧之地,宿兵屯田”,开发边疆。雍正十年五月,迁翰林院侍讲。七月,迁翰林院侍讲学士。与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国,论制准噶尔泽望事宜,计十二条。方苞认为要“严军屯守,抚士蓄力,以待可胜之虏;勿为轻举深入,以邀难必之功。”后鄂尔泰奉命驰往军前,传谕大将军,奏请边地屯田,“其间多采先生之论。”雍正十一年三月,奉果亲王教,“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家古文,刊授成均诸生。其后于乾隆初诏颁各学官,”成为钦定教科书。四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先生以足疾辞。命仍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有大议,即家上之。”方苞感激流涕,“以为不世之恩,当思所以不世之报。”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奉命校订《春秋日讲》。雍正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颖副总裁。九月,高宗乾隆皇帝继位,有意大用先生。“欲追践古礼,议行三年之丧,特下诏命群臣详稽典礼。”方苞乃作《丧礼议》。十一月,三次上疏乾隆帝:《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请定常平他谷粜籴之法疏》、《请复河南漕运旧制疏》,三疏俱下部议行。乾隆元年春,再入南书房。三月,上《请备荒政兼修地治疏》。六月,乾隆帝怜爱方苞年高体弱,命太医时往诊视。并因为方苞工于时文,“命选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义数百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准的。”充三礼义疏馆副总裁,上《拟定纂修条例疏》。乾隆二年六月,擢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皇上诏免随班趋走,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朝廷“”大除授并大政往往咨先生”。为了国家兴亡,他力排众议,连上《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材疏》、《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疏》,遭到朝廷官员的反对。十二月,复以老病请解侍郎职,虽然被批准,但仍带原衔、食俸,教习庶吉士。乾隆四年二月,充经史有所私,遂落职。命仍在三礼馆修书。方苞被罢职后,对沈廷芳说:“老生以迂戆获戾,宜也。吾儿道章数以谏,然吾受恩重,敢自安容悦哉?”方苞时以性格耿直著称于京城,在乾隆二年时,大学士朱轼曾劝告方苞说:“子性刚而言直,吾前于众中规祸。’欲诸公谅子无他,而不以世情相拟耳!宾实(杨文定字)既殁,吾病不支,子其中哉!”可见朱轼对方苞遭朝廷官员嫉妒早已所料。尽管乾隆皇帝深知“方苞惟天性执拗自是而非人,其设心固无他也”。在吏部推用祭酒官时,乾隆帝说:“是官应使方苞为之,方称期任。”终因旁无应者而作罢,乾隆六年冬,《周官义疏》纂成,进呈皇上,留览兼旬,一无所更,下命刊刻。第二年,方苞年届75岁,以时患疾病,乞解书局之职,回家安度晚年,乾隆许之,并赐翰林院侍讲衔。四月,出都归里,杜门著书,不接宾客。时任江南总督尹继善,三次登门求见,方苞均以疾辞。乾隆八年秋,寻医浙东,因作天姥、雁荡之游,作文记之。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里第,终年82岁。
纵观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为前后前两个时期,此前,他以求学、治学、撰述、授徒为业;此后,则宦海沉浮,非编撰之职不就,始终不脱离一个文学辞臣的位置。尽已作能,为国为民;尽已之才,立德立言,堪称清代文人之典范。
忠孝亲善刚直不阿的人
方苞自幼接受封建纲常礼教的教育,又深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为人敦厚,笃于伦理,讲求礼法。生平言行、待人接物,事父侍母,亲兄爱友,颇有一段佳话。其父逸巢公尝说:“吾体未痛,二子已觉之;吾心未动,二子已知之。由此可以看出他事父至孝之深。他事母尤孝,且更感人。康熙四十五年,方苞应礼礼部,成第四名进士,按清代规定:礼部考试后还得进行殿试,当时满朝舆论普遍认为方苞很有可能夺魁,而他得知母亲突然病重,置个人功名和李光地的挽留于不顾,匆匆南归,侍候母亲。他年已四十余,在母亲身边“宛转膝下婴儿。”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逮赴诏狱。其时,他母亲老疾多悸,方苞担心忧愤过度,特地偕同江宁县令苏人见其母,谎称:“安溪李公荐入内廷校勘,不得顷刻留。”拜辞出,即下狱。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方苞蒙恩赦免死罪,入直南书房,将母亲迎至北京赡养,“老母北上,终不知余之在难。”他与兄百川、弟椒涂亲善友爱,不忍违离。方苞五六岁时,“即依兄卧起。兄赴芜湖之岁,将行,伏余背而流涕。”后来其兄生病,“鸡初鸣,余起治药物。妻欲代,余不可。……数月如一日也。”方百川在其弟椒涂卒时泣说:“吾兄弟三人,当共一丘,不得以妻付。”方苞以为:“吾兄弟笃爱如此,子孙其式之!”还一再强调此事,告诫其子侄辈不要违背父叔之命:“今而违焉,岂惟父之心,抑亦毁母之义矣。”方苞死后,其后人将他的灵柩安葬于江宁县建业三图沙场村龙塘,与兄百川、弟椒涂同丘。手足情深,非同一般。
方苞事亲至孝,与朋友交可谓至善。他对待朋友、亲戚以诚相待,以礼相交,严于律已,宽善待人。居家每有客至,必令子弟端茶沏水,侍立左右;或宴会,则行酒献肴,俾知长幼之节。每逢自己生辰,必避居郊原野寺,不受子孙觞酌。他对钱财看得十分淡薄,从不苟受货财。南京有王生执金求教,“介某姻来,先生以金即赠某姻。”不久王生死去,方苞说:“教未及,安受其贽?”他就自己拿出如数执金送给王生家人,而且不让某姻知道此事。另有一位富人,家资百万,遭丧,请方苞点主,以百金为寿。方苞毫不客气地说:“吾岂可屈膝于财者墓耶?”严却不应。方苞与朋友相交,善于检讨自己的过失,对朋友的批评虚心接受。长州何屺瞻言古文推钱斋,与方苞认点不合,何氏好诋人短,朋友多苦于相交,而方苞独喜闻其言,用以检身。方苞不怕别人挑剔自己文中的毛病,他与朱字绿非常友好,敬佩其为人,常常“置所著文于朱字绿所,使背面发其瑕庇。”并感叹说:“如斯人,未可多得也。”方苞一生,文名显赫,但从不自满,晚年给李穆堂先生文集作序时,还谦称:“余终世未尝一日离文墨,而智浅力分,其于诸经,虽粗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无弃者,而文章之境,亦心知而力弗能践焉。”正是这种谦诚待人、爱憎分明的品格,赢得了时人的尊敬。
方苞性格刚直,不阿权贵,处处事事体现出古代高雅之士的骨气风范。他对待朋友,“责善亦甚严,当其尽言无隐,多人所难受。故虽与昵好者,亦窃病其迂。”方苞从为诸生开始,就名震京师,即使在蒙难之际,一些王公大臣也惧怕他,就是因为他“性刚直,好面折人过,交游中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责难。由是诸公颇大厌苦之。”如李光地由直隶巡抚升迁为大学士,方苞叩问他:“自入国朝,以科目跻兹位者凡几?”李屈指而算,有五十人。方苞说:“莆六十年而已得五十余人,则其不足重也明矣。望公更求其可重者!”当时景州的魏君璧在侧,闻而退之说:“斯人吾未前见,无怪乎见者皆无不乐闻其言也。”所以他自己也常说:“仆学与时违,加以性僻口拙,与世人交,不能承意观色,往往以忠信生疵衅。在京师数年,见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钝直而远且憎之者,又寡矣。”有时感到“开口而言,则人以为笑,举足而步,则人以为迂。”正是这种不随世俗的性格,他时时以“于君不敢欺,于事不敢诡随,于言不敢附会”来要求自己,但却招致许多人嫉,“常欲挤之死地。”惟独大学士朱轼笃信其言,认为方苞以天下为已任,与诸大臣所言,常以天下之公义、古贤之大节相砥淬,而未尝言及自
己之私利。因此后人称他“可负天下之重”、“品高而行卓”、“忧国忠友”。
爱国忧民为民请命的政治情怀
方苞自从以白衣入直南书房,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前十年是作皇帝的文学侍从,中间十年主要担任编修官,负责朝廷典籍的纂修工作,后十年任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在这三十年中,他凭借自己在学术上的影响,在文学上的地位和政治上亲近皇帝,对那些身居高位的师友、交谊友好的地方官吏及自己的学生后辈,广施影响。在吏治民瘼、选贤任能方面,敬有所见,必尽言无隐。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剖析,见解独到,人木三分,充分表现出他忧国忧民的政治抱负。
康熙年间,方苞目睹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阻止沙皇军队的侵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平定噶尔丹叛乱等,无不表现出康熙帝的雄才大略。方苞有感而发,撰写《圣主亲征漠北颂》,歌颂了康熙帝甘冒艰苦,远征漠北,收复边疆,平定叛乱的丰功伟绩。文中既写康熙帝“念士大夫卒校劳苦,……朕日御一餐,与六师共之”,“躬莅行间率先士卒”,与军民同甘共苦的生动感人场面;又写康熙帝“事无大小,悉出神策妙算,论效收功,如指诸掌”的治军才华。通过这些描述,歌颂亲征漠北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遂使普天之下,穷荒不毛之域,尺地寸土皆为版舆。上及飞鸟,下及渊鱼。喘恧肖翘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汉、唐以来,未有脐登兹盛者也。”因此,方苞认为康熙帝“因时立事,功德之隆,更有特出千古者。自古人君开创者多武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皇上以守成而兼开创,武功则威震于八荒,文德则光被于四表,前世所未有也。”②他对自己“未获瞻塞上之光,听军前凯歌之声”,③深表遗憾,这表现出方苞强列的爱国思想。
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方苞先后担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断呈送奏疏,请求皇上兴利除弊:以期实现他“分国之忧,除民之患”的心愿。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开发边疆的设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请禁烧酒事宜答子》、《请禁烧酒种烟第三答子》、《论山西灾荒答子》、《请矫除积习兴起人之期答子》、《论考试翰林答子》、《塞外屯田议》、《台湾建城议》、《浑河改归故道议》、《黄淮议》、《贵州苗疆议》等。这些奏议,言及边疆、民生,体现对国计民生的忧虑和关心。如在《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割子》中,方苞以为每年征收地丁银“四月完半、十月全完”的制度不合时宜,民力难支,因为“盖自三月至六月,正农民耕田、车水、刈麦、插秧之时,举家男妇老幼杂作,兼雇闲民助力,尚恐后时;乃令奔走乡城,经营借贷,伺候官府,延接吏胥,以夺其时力,为累大矣”。“限以四月完半,青黄不接,穷民束手无措”,因此他建议恢复清初“八月开征,岁终全完”,或“次年五月奏销以前,皆完赋之日”。他根据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提出不误农时、解民之困的建议,是关心民瘼的具体表现。
方苞在《清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割子》中,批评常平仓开籴米价及运营环节中的弊端,要求皇上根据河北、江淮、岭南三个区域,不同的气候特征,分别确定官粮仓储年限,确保官仓粮食,储而不坏,存而不亏,平抑粮价,赈济灾民。这些都是他“积年博访周咨,灼见情弊”的真实情况,其上奏目的就是要“无累于民”,使那些“廉能之吏,实心爱民”,“以备歉岁发赈”。
在《请复河南漕运旧制答子》中,方苞奏请允许黄河以南的一些州县,可以银代粮,免去群众由长途漕运带来的磨难和苦累。他说:“河以南各府州县俱远水次,又中隔黄河,厥土坟壤,一经雨雪,牛车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迟,雇夫盘驳,价且十倍,中家破产,贫民鬻子,恒由于此。”可见他把民众疾苦挂在心上,为解民苦而上奏直言。
在《请备荒政兼修地治答子》中,方苞主张及时掌握灾情,早作赈济安排,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主张要早知荒情,因为“备荒早,则民无流殍,而国费亦不致过多;救荒迟,则劳费十倍,而功犹不能一二。,他建议救荒防灾要从源头做起,那就是调动一切力量,兴修水利。要“劝谕富民,挑塘筑堰,赈恤孤寡”,“招集各乡土人,官给廪谷,使任浚筑”。因此他说:“自古救荒之政,莫善于兴工筑,而其事宜早;若待民已饥疲,则虽壮者,亦力不能胜工筑矣”。倘若各州县官吏“详询耆民,躬自踏看”,在通川之地,开支河;在“沮洳之区,可兴大圩与大塘、大堰”,那么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减少灾害程度。在《论山西灾荒割子》中,方苞对灾民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检阅邸钞时,看到御史杨嗣景奏山西岁歉折,且皇帝已批旨:“著巡抚石麟速行明白回奏。”而方苞自感有两点担心:一是怕“州县既匿荒不报于先,而大吏又失察于后”。二是怕多方掩饰,万一石麟回奏,“未能尽实,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上闻。”这样往返折腾,将严重影响赈灾时机,“被灾之民朝不保夕,巩难久待,”因此,他请求皇上 :“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问,俾各陈所知,如与御史所奏相符,则求特遣忠实大臣前往,会同巡抚核查被灾浅深之地,即照直隶、山东之例,一体动帑赈济,庶被困饥民,不致流离失所。”①这些无不看出方苞身处朝廷,敢于犯颜直谏,置得罪御史、巡抚以及地方官吏于不顾,忧民之忧,急民所急,为民请命,令时人景仰,百姓爱戴,时人李恭说他是“讲求经世济民之大猷”。
此外,方苞的爱国情怀还表现在关心国家人才的培养、吏治的整治等方面。为此他上《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割子》。他指出了官场结党营私、趋炎附势、官官相护、欺下蒙上、徇私枉法等种种弊端,对时情“营私附势之习深,而正直公忠之人少”,深感忧虑。他认为治道之兴,“必内而六部、都察院,各得忠诚无私、深识治体者两三人,然后可以检制僚属而防胥吏之奸欺;外而督抚、两司,每省必得公正无欲、通达事理者四三人,然后可董率道府,辨察州县,以切究生民之利病。能如此者,乃有才、有识、有守而几于有德者也,虽数人、十数人不易得,况一旦而得数十人哉;然不如是,终不可以兴道而致治。”方苞认为六部、都察院乃皇帝近臣,这些人的才能、学识和品德对国家决策非常重要,因此方苞希望皇上加强对这些人的任用考察和考核。他对古代“御史之外,别设给事中,专驳宰相成议,上及诏旨”的做法非常赞赏。因此他建议皇上“凡部议、会议有关于国体民生者,勿遽批发;必再三寻览,以究其事理之虚实,意见之公有疏下部,九列皆合口梗之,……以其议出于公,阻之。”还有一些人更是不择手段,极尽诬蔑之能事,“与公为抗,尽窜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诋”。虽然乾隆皇帝多次想重用方苞,最终还是: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而弃用。方苞从不计较于此,兼善天下的决心到老不改,所以他说:“臣老矣,生世无几时;如以臣言为可用,伏望留臣此摺,以验群情,以考治法,时复赐览。如用臣言,而无利于民,无益于国,虽臣死之后,尚可夺臣之爵命,播臣之过言,以示惩责也。昧死上陈,不胜悚息瞻企之至”因此,清代颇有名节的学者全祖望称颂他“正色立朝”。
方苞作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一生注重名节,身怀天下之志,主张经世致用,体察下情,造福于民,这些对桐城派中后期代表作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也是桐城派之所以绵延几百年而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义法”说为核心的文论思想。“义法”说是方苞文论思想的核心,也是桐城派文论形成的摹石。他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着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方苞把《易经》作为他“义法”说立论之本,这不仅抬高了“义法”说的地位,而且也明确指出了“义法:’说中“义”与“法”的统一,“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即内容与形式要相符合。也就是说“义”包含在“法”之中,而“法”又是“义”的具体表现。因此方苞以“义法”论文,不仅注重文章的义理精当、深刻,而且要求作文必须遵循文章的体例和写作的规则,如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以及遣词造句的要求等问题。所以说,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为桐城派文论奠定了基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影响久远。
第一,方苞“义法”说形成的历史背景。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王朝更迭的动乱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开始剧变的时期。文人士大夫多半经过农民革命和满族入关的巨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浪潮的冲击,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或奋起反抗,或归附于清;或削发为僧,隐迹山林,寄情山水。在文学创作方面表现为:一是重道轻文;二是空洞无物,无病呻吟,摹仿之风越演越烈,,有识之士或激烈抨击,或忧心忡忡,或无可奈何。如钱牧斋说:“今之人耳佣目僦,降而剽贼,如介州四部之书充栋宇而汗牛马,即而视之,枵然无所有,则谓之无物而已矣。”黄梨洲哀叹:“世无文章也久矣!”古之文“奈何降为之臭腐乎?”②戴名世对明末以来“文风坏乱”、“文妖叠出”现象,认识得更加深刻。他说:“往者文章风气之趋于雷同,而先辈之文世所不好”。③“文体之坏也,是非工拙,世无能辨别,里巷穷贱无聊之士,皆学为应酬之文,以游诸公贵人之门。然必济之以狡谲谀佞,其文乃得售。不然,虽司马子长、韩退之复生,世皆熟视之若无睹。”因此,戴名世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决心“与世之学者左提右挈,共维挽风气于日盛也。”⑤方苞针对当时的文风,更是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训示门人沈廷芳时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方苞在批评这个时期文坛怪异现象的同时,提出了自己作文的一套主张,即要“言有物”、“言有序”,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义法”说,是对清初文坛现象的一种拨乱反正,是代表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次,方苞的“义法”说是在吸收同时代进步之士文论主张基础上,加以升华、提炼形成的。戴名世、方苞为了振兴古文,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群。戴名世说:“余年十七八时,即好交游,集里秀出之士凡二十人,置酒高会,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②他入京师后,广交宾朋,讨论文章得失。他常说:“余自入太学,居京师及游四方,与诸君子讨论文事,多能辅余所不逮。宗伯韩公折行辈与余交,而深惜余之不遇。同县方百川、灵皋、刘北固,长洲汪武曹,无锡刘言洁,江浦刘大山,德州孙子未,同郡朱字绿,此数人者,好余文特甚。”“灵皋年少于余,而经术湛深,每有所得,必以告余,余往往多推类而得之。”③这里可以看出,方苞作文及文论思想的形成是与戴名世的点拨分不开的。
方苞“义法”说的立论根据就是《易》中的“言有物”、“言有序”。在方苞之前,戴名世就提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④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立论之源同是《易》,因此,“戴名世以‘言有物’为‘立言之道’,是方苞义法说的先导。”
同时,万季野、程绵庄等人对方苞“义法”说的创立,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万季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史学家,他曾告诫方苞说:“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则吾死不恨矣。”①程绵庄说:“古先圣贤之论文,大要以立诚为本。有物即诚也。言之中节则曰有序,如是则容体必安定,气象必清明,远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于是而止,故曰辞达而已矣。故为文之道本之以诚,施之以序,终之以达。”②因此,方苞“义法”说理论,是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的文论成果基础上创立的。方苞高人一筹之处,就在于他把前人的理论予以全面总结,使其具体化、理论化。
第一,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要及其影响。
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方苞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内容决定形式。他通过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得出各种文体在创作上的不同要求。他在《答乔介夫书》中说得非常清楚。他对写作侍讲公乔莱的表志或家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以鄙意裁之,第可记开海口始末,而以侍讲公奏对车逻河事及四不可之议附焉,传志非所宜也。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臃肿而不中绳墨;若约略剪截,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廷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③他在文中还分别列举了《国语》、《春秋》中列传的例子,加以论述,认为在传志、家传等文体中,不能将奏议收录其中,“以是裁之,《车逻河议》必附载开海口语中,以俟史氏之采择,于义法乃安。”
所以方苞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每篇文章,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现,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这就是说写作的内容必须符合文体要求,也就是方苞所说的“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根据这一“义法”说的要求,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其次,“义法”是对文章选材以及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方苞在《与孙以宁书》中说:“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这里方苞明确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必须与人物的身份相符,“虚实详略”要因人而异,即由“义”来决定“法”。方苞在《书汉书霍光传后》中说:“《春秋》之义,常事不书,而后之良史取法焉。”还说:“其详略虚实措注,各有义法如此。”这里方苞指出文章体裁的选择以及材料的运用,都是“义法”所要讨论的范畴。方苞在《史记评语》中,也是从繁简详略方面来规范“义法”的。他说:“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记》、《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这里他显然是对《史记》、《汉书》中的长篇文章予以肯定,因为“事体之本大”,无需用长短去要求它们。他评《史记-本纪》这一长文时,赞赏该文“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他认为《项羽本纪》中对“高祖、留侯、项伯相语凡数百言,而以三语括之。”是因为“其事与言不可没,而与帝纪则不可详也。”再次说明作文宜详则详,当略则略,必须符合法度:听以方苞说:“盖纪事之文,去取详略,措置各有宜也。”
再次,“义法”要求作文追求雅洁的文风。方苞说:“盖所记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欧曾以下,不能与于斯矣。”这里方苞所言的洁,不仅指作文在语言文字方面要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原则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他所说的“气体最洁”。方苞特别称赞《史记》行文的雅洁,如在《书萧相国世家后》中说:“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最为洁耳。以固之才识,犹未足与于此,故韩、柳列数文章家,皆不及班氏。”他认为《史记》行文符合义法的准则,就能实现文风“雅洁”。因此他说《史记》“变化无方,各有义法,此史之所以能洁也”。方苞常常以《史记》等文为语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朴、简洁的文风。方苞在创作中力求实践自己的文论思想,写了一系列的散文,如《左忠毅公逸事》等。
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强调作文在内容与形式方面达到完美统一,并对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要求,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颇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他的文论思想偏重于对古文传统的继承,注重对我国古文创作经验进行全面科学的总结,评斥是非得失,使人们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便于运用。因此,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日臻完善,文风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广为流传,一时倾倒朝野,这些与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易为人接受,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是分不开的。因此后人称颂他有“能集古今文论之大成”的历史功绩。情真义挚寓意深远的散文创作特色。
方苞的散文创作实践是以他自己创立的文论思想为指导。他的文章结构严谨,讲究取材的多样性和典型性。其散文创作特色,主要体现为叙事简洁传神,说理透彻新颖,语言质朴雅洁,写人生动形象。因此,从他的创作实践来看,方苞也堪称为桐城文派之正宗与楷模,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首先,方苞的散文创作注重写实,强调详略得当。他说:“吾平生非久故相亲者,未尝假以文,惧吾言之不实也:”“余谢以平生非相知久故,不为表志,非敢重要.惧听传之不实也;……君子之善善也,务求其实耳。”这说明方苞把创作的源泉建立于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文章的生命力就在于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如他在写《孙征君传》中,就认真贯彻“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的创作要求。④方苞在该文中,通过写孙奇逢为杨涟、左光斗营葬,上书孙承宗,斥责魏忠贤,人清后誓不为仕等事例,将孙奇逢不阿权贵、嫉恶如仇的高风亮节,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听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的效果。再如他创作的《左忠毅公逸事》,突出重点地介绍左光斗与史可法交往中的几个片断.即初次相识,狱中探视,不忘师训,表现出左光斗的识才之智、爱才之心、护才之行。同时,方苞的人物描写达到出神人化、栩栩如生的地步。这是他写的许多人物传记能被后人传诵的主要原因:他在写史可法打扮成清洁工,冒险入狱探望左光斗,看到他:“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脆,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訾,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地何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里方苞通过对左光斗、史可法两人形貌、动作、语言对话的描写,刻画出左光斗身陷囹圄,心系国家大事的爱国情怀。同时方苞也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左光斗为了国家利益,为了保护人才,让天下事有人支柱,压抑师生之谊,读后令人肃然起敬,振奋不已。此外,他写的《田间先生墓表》、《明禹州兵备道李公城守死事状》、《石斋黄公逸事》、《狱中杂记》等文章,无不以形象生动的人物描写而取胜,这也是方苞文名震天下的原因之一。
其次,方苞的散文创作寓论理于叙事之中。顾炎武在论述太史公作史笔法时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方苞继承了太史公的笔法:他在创作人物传记之类的作品时,往往在文章的结尾或文章中间,插入自己的议论,或加上他人的评述,有的以传赞的形式出现,有的言古道今,讽刺现实,抨击时弊;有的借题发挥,抒发个人情怀,畅言对社会及人生的感慨,或褒或贬,无不暗含作者心志。方苞的《左仁传》,写左忠毅公后代左仁,其祖患了传染病,家人害怕传染,没有一人敢与之接近。但左仁虽年仅十五岁,又知道传染之险,但为燠祖足寒,陪居六年,终染病而殁,乡人以为“愚”,而方苞在文末说:“呜呼!当明将亡而逆阉之炽也,如遭恶疾,近者必染焉。忠毅与同难诸君子皆明知为身灾,独不忍君父之寒而甘为燠足者也。世多以{二之类为愚,此振占以来,国之所以有瘳者,鲜与!”方苞就是从家庭小事广而为国家大事,从笃于亲人而推之为忠于君父,从而颂扬左忠毅公与同难诸君的孤忠大节。又如他写的《辕马说》,文中说“马”,其实处处指人,所写的现象均为社会现实。“呜呼!将车者,其慎哉!”(o旨在点出本意,敬告统治者识马用人不可不慎重。有时在叙事中,插人人物对话或人物自白,对某事某人作出评价,点明旨意,起到一针见血的效果。如方苞创作的《狱中杂记》就是用这种笔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成为典范之作。
再次,方苞的散文创作,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力求散文语言的形象、生动。方认为文之工致,不在辞繁言冗;而在于“情辞动人心目”,即以情感打动人心 他写的《兄百川墓志铭》、《弟椒涂墓志铭》、《先母行略》、《书孙文正传后》、《亡妻蔡氏哀辞》、《王瑶峰哀辞》、《仆王兴哀辞》等文章,或讲述家境、叙述兄弟友爱;或感慨前贤生不逢时,难有用武之地。字里行间,或表达兄弟之情;或讲母子之情;或颂扬爱国忧民之情;或怀念夫妻之情;或畅言朋友之情;或描述主仆之情,言语质朴,情真义挚,读之动人心魄,感人肺腑。
方苞在其写作的文章中,还经常运用修辞手法,以增强文章的活泼性和感染力。他在《书老子传后》里,为了讲述老子确有其人,从老子的姓氏、籍贯、官守到他的子孙后代的封爵、居住等情况,运用整齐的排比句式,不厌其烦,详细描述,旨在加深读者印象,张扬文章气势,提高说服力,同时让读者欣赏起来,有一种美的享受。有时他还在文章中插些比喻,通过形象而又生动的比喻,来阐明抽象深奥的道理。如他在《与程若韩书》中,反对行文繁琐冗长,认为“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可谓比喻生动贴切,寓义深刻明了。
有的文章他还用比兴手法,如在《题舒文节探梅图说》中,以“芝兰之萎折”,喻舒公遭遇之不幸;以“西山之梅”,喻舒公的人品及其处世原则。又如在《与鄂张两相国论制驭西边书》中,以同样的手法,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心和焦虑,他说:“然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学先圣之道,仁义根于心,视民之病,犹吾兄北之颠连焉;祖国之疵,犹吾父母之疾痛焉。”在上述文章中,方苞托物言志,喻人喻己,表现出他仰慕先贤、忧国忧民的人格魅力。
方苞还在与友人书信作品中,夹杂一些对山水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让人读起来无枯燥之感,别有一番情趣。他在《与王出绳书》中,就插入了精彩的山水风光描写,他在信中写到:“苞以十月下旬至家,留八日,便饥驱宣、歙问,人泾河路,见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见底,崖岩参差万叠,风云往还,古木、奇藤、修篁郁盘有生气,聚落居人,貌甚闲暇。因念占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这里他既赞扬山水之美,又怀念古人隐迹山林的清闲生活,并生羡慕之情。他说:“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径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舌于古人。”这里他借景抒怀,怀古思贤,表现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
总之,方苞以他简严精实的文风,在“义法”理论指导下,追求道与文并重,把古文写得清新雅洁、自然流畅,并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在清初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代文章风气之先。尽管后世之人论及方苞文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贬不一。讥之者谓其“文气拘束”,“重滞不起”;“旨近端而有时歧,辞近醇而有时而窳”尊之者则谓其文为清代“百余年文章之冠”,“源流极正”,“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渊理路。”实事求是地说,方苞的文章气势略显孱弱,文采略显贫乏,不能说不是其缺陷;然而他的文章精炼平实,澄清淡雅,注重写实,忧国思民,寓意深远,在当时可以说起到了矫正文风的作用。因此刘开评其文:“丰于理而啬于辞,谨严精实则有余,雄奇变化则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是颇为精当的。
(责任编辑:刘夏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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