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传略]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评传

大约在清乾隆三十九年(1775)，安徽桐城人姚鼐在北京为官，以长于古文倾动天下。吏部主事程晋芳和翰林编修周永年对姚氏古文交相称赏，进而溯其文章之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于是文人学士多归向桐城，号称“桐城派”，方、刘、姚则被尊为桐城派“三祖”，世谓方苞文质，恒以理胜；刘大櫆以才胜，学或不及；姚鼐则才学俱佳而理文兼备，故被视为“三祖”中集大成者。姚鼐一生，诗文并治，著作等身，计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笔记》10卷、《法帖题跋》1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并选有《古文辞类篡》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和《唐人绝句诗钞》1卷等
嗜读投名师 早具垂天翼
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因其书斋名为惜抱轩，后来学者便称他为惜抱先生。他于清雍正九年(1731)12月20日生于桐城一个官宦世家，高祖姚文然，康熙间官至刑部尚书，为清初名臣；曾祖父姚士基当过湖北罗田知县；伯父姚范，诗、古文、经学成就俱高，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因此，姚鼐《复张君书》称：“仆家先世，常有交裾接迹仕于朝者。”但到了姚鼐出生时，姚家已显示出衰落的迹象，家境并不富裕。其父姚淑，虽有学识而终身未仕。姚鼐自幼羸弱多病，足不出产，惟好读书，天分极高，深得伯父姚范的喜爱。其时，桐城文风昌盛，能文之士众多，居于乡里者即有姚范、叶酉、刘大櫆、方泽等“龙眠十子”，他们志同道合，常欢聚一堂，论学谈艺，约为“举世不好”之文，每有佳作，则共读同赏，议论风生。姚鼐虽不能亲与，心里委实向往之至。多年以后，仍念念不忘，曾写诗忆旧：“叶刘年岁略相随，先伯同行又后之。至贵不关天子爵，齐名起作众人师。”①对于那些客居异乡、文名卓著的乡贤，如方苞、胡宗绪、方世泰、方世举等，姚鼐闻其名，诵其文，“恨莫接其形容”②。这种感受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以致他后来每思及此，总是惘然若失。尤其对未能亲炙方苞，更觉遗憾。他在80岁那年所作《望溪先生集外文序》中回忆道：“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鼐为先生邑弟子，诵其文，盖尤慕之。计鼐少时亦与先生之老年相接，然先生居江宁，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乡试一至江宁，未及谒先生。其后遂人都，又数年先生没，遂至今以不见先生为恨矣。”
虽然如此，姚鼐与一般少年相比，还是幸运得多，他5岁破蒙，8岁从县城南关树德堂移家北门口初复堂，与众兄弟一道就读家塾，师从方泽。邻居左学冲亦是一位饱学之士，每至日暮，总要踱至姚家，与姚范、方泽等谈诗论文，兴之所至，辄取古人诗文，高声吟诵，无须解说而其中深意毕现，令姚鼐心驰神往。刘大櫆也常来姚家作客，每次他来，姚范都要屏退诸子、侄，独令姚鼐随侍一旁。刘大櫆那丰伟绝伦的仪表，洒脱恣肆的才情，诙谐叽智的言谈，取书纵读、旁若无人的神态，都在姚鼐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还背着大人，装扮成刘大?的模样，模仿他的音容笑貌以为游戏，后来年近半百时忆及，尚不胜留恋。刘大櫆对少年姚鼐也推崇备至，誉称：“我昔在故乡，初与君相识。君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诗中所指当在这一时期。
姚范也是姚鼐的一位良师。他学宗方苞，自经史百家、天文地志、小学训诂，以及佛老之学，无不贯通。姚鼐白小随伯父钻研经学，耳濡目染，广泛涉猎，打下了良好的学问根底。在姚范看来。自己可以教侄儿治经，至于传授古文之道，则非刘大櫆莫属。于是姚鼐18岁那年，便转投刘大櫆门下，专心学习诗古文辞，成为他的嫡传弟子。姚鼐未及亲聆方苞教诲的遗憾，不仅在刘大櫆那儿得到最好的补偿，而且由此确立了传承薪火、光大师门的志向。他在《与刘海峰书》中恳切地表示：“鼐于文艺，天资学问，本皆不能逾人，所赖者，闻见亲切，师法差真。然其较一一心自得，不假门径，邈然独造者，浅深固相去远矣。独欲谨守家法，拒逆谬，妄冀世有英异之才，可因之成一线未绝之续，倔然以兴。”挑鼐好读书，但对世俗讲章及明以来所谓“四书文”，却颇为大厌恶，以为陋俗不文，“不过为场屋作耳，”“不足为书”，然而，为了敲开科举大门，他还是硬着头皮将这类书结结实实啃了一通，乾隆十五年(1750)，姚鼐得中江南乡试。次年，进京应礼部试。姚鼐年方弱冠，豪情激荡，正想挟首试中举之勇，一举叩开入仕大门，不料时运不济，铩羽而归，难免沮丧。不久，姚鼐将归，刘大櫆作序送之，勉其学习圣贤，“宜以第一流自待”。后又作《寄姚姬传》比，抚今思昔，推人及已，痛痛快快发了一顿牢骚后，劝勉姚鼐：“君方及壮多宏才，岂比朽瓜枯木灰，“”来居上待子耳”。这些都是刘大?的肺腑之言，非遇知已不轻吐。由是观之，他和姚鼎虽名师生，谊同良友。
年轻的姚鼐对恩师的不得志深表同情，却不甘步其后尘，乾隆十九年(1754)乔，他再试与礼部，又不第，遂留京师，及至秋试，再次落榜。这期间，他结识了朱子颍、王文治、朱筠等一批文友，引为同调，“居闲盖无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与先生(王文治)及辽东朱子颍登城西黑窑厂，据地饮酒，相对悲歌至暮，见者怪之。”除却聚饮啸歌咖外，酬唱往还，相互砥砺，也是一大乐事。在写给王文治、朱筠等人的诗中，姚鼐一面称赞王氏“奇兴逸如鸿”，“朱侯（筠）磊落抱奇怀，相逢意气剧飞动，”一面自称“素无谐俗韵”，表示将隐居林泉，不履尘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姚鼐春试不中，只得辗转四方授徒养亲。次年秋，初游扬州，结识安徽歙县人程晋芳，爱其言论伟异，倜傥不群，结为挚友。乾隆二十五年(1761))，姚鼐考进士再告失利，利，将南归。好友朱子颍丧父，不顾世俗讥嘲，也不顾自己父亲副都统的官衔，坚请姚鼐这位屡试落第的举人执笔作墓志。八月二十三日，姚鼐父亲姚淑去世，他便丁忧南归，回乡守丧。
十年游宦海 一朝乐归田
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姚鼐服丧期满，重赴礼部试，得中二甲第三十五名，殿试后因文字书法优异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中学习三年，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散馆，未能留介翰林院，先分至兵部，不久改授礼部仪制司主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途经德州浮桥，慨然钉感，什诗抒怀，有“弱冠一川水，屡照将成翁”之句，散发着人迟暮的气息。这一年，姚鼐刚刚38岁，正是有为之年，却有如此苍凉的心态，确乎与众不同!
乾隆三十五年(1770)，姚鼐得悉刘大櫆准备离开歙县问政书院，回故乡隐居，至为挂念。在赴湖南任乡试副考官途中，写下《怀刘海峰先生》一诗，诗曰：“先生高卧楚去旁，贱子飘零每忆乡。四海但知存父执，一鸣常记值孙阳。于今耽酒能多少，他日奇文恐散亡。脱足耦耕如未晚，百年我亦发苍苍。”几多深情，几多感喟，寄蕴笔端而动人心弦!在所作《怀程鱼门》诗中，姚鼐直抒胸臆云：“淮南倒屣尽贤宾，纶阁今称老舍人。潦倒青春常似醉，交游白首每如新。”同样感人至深。
乾隆三十六年(1771)，姚鼐充会试同考官，名士孔广森、钱澧、周永年等皆为本科进士，未几，姚鼐被擢升为刑部广东司郎中，从此案头便充斥理不清的卷宗，眼前呈现用不尽的刑具，耳畔回荡挥不去的哀鸣。凡此种种都让他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于侍读学士：朱筠等人的提议，清朝汗《四库全书》馆，选一时翰林宿学为纂修官。并特诏征召一批著名名汉学家人馆，以纪昀为总纂官。姚鼐因刘统勋、朱筠的联名爪荐，由刑部人馆充校办。当时不是翰林而参与纂修者共8人，姚鼐、戴震、程晋芳、任大椿四人最为人称道。
《四库全书》的编修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项浩大的文献整理工程，该书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重要著作，保存了许多珍本秘籍，享有“千古巨制，文化渊薮”之美誉。姚鼐能参与这件盛事，实在荣幸，但他本以古文起家，一向以宋儒之学为治学根本，认为“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这就使他与纪昀、戴震等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之间产生极大分歧，格格不入，难以调和。
纪昀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独具特色的学者，他在学术上提倡实学和通经致用，对宋学颇有微辞，尝作诗抨击宋代理学，诗曰：“积水通瀛海，雄关记瓦桥。当年争洛蜀，此外付金辽。世暗边功贱，儒多战气销。北盟谁载笔，犹忍话三朝。”宣称：“伊川之学传之者多，然醇驳互见，抉择为难。余勘定四库书，颇恨其空言聚讼也。”故而衡量古籍多用汉学目光，排斥其他见解，以至当日四库馆内“纂修者竞尚新奇，厌薄宋、元以来儒者，以为空疏，掊击讪笑之不遗余力”。姚鼐“往复辨难，诸公虽无以为难，而莫能助也”。另据清人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卷四载：“乾隆中叶开四库馆，姚惜抱鼐‘与于校之列，其拟进书提，以今《提要》勘之，十但采用二三，惜抱学术本与文达（纪昀）不同，宜其柄凿也。”后人视纪、姚之砥牾为汉、宋学派之争的反映，是很有道理的。
在抑汉尊宋这一点上，姚鼐和皖派汉学大师戴震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以诸生游京师，新科进士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等人仰其学问，纷纷折节下交。姚鼐时已中举，因钦佩戴震学问，也曾致函请为弟子，被戴震以治学门径不同，回信谢绝了师名，愿和他做朋友，“交相师”，令姚鼐感到不快，此次两人一起参加《四库全书》编纂，遇事常常争执不下。后来姚鼐便直接批评戴震，说“近世休宁戴东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为论之僻，则更有甚于流俗者”。
为了阐明自己在汉宋之争中的基本态度，回击汉学家的种种反宋言论，姚鼐借友人钱献之将归江南而适岭南之机，作《赠钱献之序》一文，极力为程朱理学辩护，认为宋儒真正“得圣人之旨”，批评汉学家“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茧而遗其巨”，实在是蒙蔽不明!在汉学鼎盛的乾隆中叶，姚鼐如此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真可谓“独排众议”。关于写作这篇著名赠序的动机，姚鼐后来在《复蒋松如书》中解释说：“鼐往昔在都中，与戴东原辈往复尝论此事，作《送钱献之序》发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义不可以默焉耳!”
鉴于学术立场不同，同时对四库馆中这种日复一日埋头校书的刻板工作甚感厌倦，姚鼐心中隐伏良久的归田情结与日俱增，难以遏止。在他的心目中，惟有古文，才是他展翅翱翔的天地，才是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如今年逾不惑，功名虽就，文事未成，不禁产生“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更何况孟子早就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这时激流勇退，也不愧为“毅然为大丈夫”。于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秋之间，在四库馆中呆了不到两年的姚鼐，称疾请辞，时年44岁。
姚鼐于壮盛之年，青云有路之际，作出这样的决定，并非一时意气使然，而是由诸多因素促成。除去前述与四库馆臣学术不侔这一直接原因而外，尚别有因由。
一方面，姚鼐自踏人官场以来，耳闻目睹其中险恶，忧惧百端，无所适从。“夫士处世，难矣。群所退而独进，其进罪也。群所进而独退，其退亦罪也，”伯思处曹司，温温尢所办，不为能吏，嗟乎!使今之在官者皆伯思苦也，则治亦大矣。”这两段话出自他出京时所写赠序中，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他此时的遭际与心理。诚然，姚鼐与当时政坛牵涉不深，交游不广，但经世济民的抱负不比别人少分毫，他曾在《阜城作》一诗中说：“仆昔弱冠岁，始窃乡曲名。充赋自南来，意气颇纵横，谓当展微抱，庶见康民氓。”们但严峻的现实让他每每生出：十年省阁内，回首竟何成”的感叹。再者，由于任职刑部，使他比一般人更真切地感到“自是百年来，法家常继轨”，内心对酷吏们轻重不分、滥施刑罚的腐败作风极为不满，“顾念同形生，安可欲之死?苟足禁暴虐，用威非得已。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他发出了“刑官岂易为，乃及末小子”的感慨，萌生了“既乏经世略，披褐宜田庐”，“但冀藏弱羽，奚必栖高枝”的念头，“思屏于江滨田间以自息”。
另一方面，姚鼐在伯父身边长大，姚范的言传身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每次他走到人生重要关口，这种影响便或隐或显地释放力量，左右他的取舍趋避。检阅姚范的经历，便可知他成进士后，授职编修，任过顺天乡试同考官，参与纂修“三礼”，不到八年即致仕而归，时年47岁。后往来天津、扬州之间，主讲书院，教授生徒，晚年乡居，犹日以经史自课，寒暑不辍，临终时仍握笔不舍。他常引用《颜氏家训》教导子、作说，交道缔结，尝为祸福所倚伏，文人志士，宜与权门离远一点。在他的长期教诲下，姚鼐选择的人生道路，与姚范惊人地相似：少年求学，长而入仕，中年归隐，执教以终。
这年十二月，姚鼐应时任泰安知府的朱子颍的邀请，乘风雪到五岳之首的泰山游览。到达泰安后，在朱子颍的陪同下，姚鼐先登晴雪楼欣赏雪景，复登泰山日观峰观日出。几天后，由当地人聂剑光引导，姚鼐游历了泰山余脉灵岩，夜宿于张峡。在泰安期间，姚鼐按捺不住冲动，饱蘸浓墨，写下《登泰山记》、《游灵岩记》两篇千古名文。又应聂剑光请求，为其《泰山道里记》作序，序文理韵相生，甚可玩味。乾隆四十年春节刚过，姚鼐从泰安又回到北京，收拾行囊离京南归。在《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诗中，他称赞四库馆：“海内文章皆辐凑，座中人物似珠联。”表达了“归向渔樵谈盛事，平生奉教得群贤”的真挚情怀。临行前，好友翁方纲作文送之，并求取赠言。姚鼐不加掩饰地说：“诸君皆欲读古人所未见之书，某则愿读古人所常见书耳。”暗示自己将以古文为职志，奋身以求。
在回乡后的最初岁月，他一直沉浸在“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的愉悦中。他常说自己像只野马，不求高栖，但期自得。这只淡泊的鸟儿，一度为尘网所系，如今脱去羁绊，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园，不禁浮想联翩，往事历历，俱在眼前，而敬爱的伯父数年前已归道山，往昔常来走动的长辈大半仙逝，天人相隔，不得复见，心念及此，凄然泪下。惟一感到欣慰的是恩师刘大?虽年近八旬，但健朗如昔，谈锋犹健。姚鼐数月之间，几度前往枞阳访师，回来后都要感叹唏吁。“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乎，扶曳出以论文，每穷半夜”，真是肝胆相照，悄浓意切啊！
讲学传薪火 门下多才俊
乾隆四十一年(1776)，朱小颍调任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兴建梅花书院，延请姚鼐出任山长，相隔l8年后，姚鼐重返扬州。这座繁华富饶的城市，依然那么美丽迷人，“第一是隋堤绿柳，不堪烟锁。潮打三更瓜步月，雨荒十里红桥火，更红鲜冷淡不成圆，樱桃颗。”(郑燮《满江红-思家》)这样的景致，正宜交文友，发诗思，悦性情。姚鼐本不是爱热闹的人，讲学余暇，仍旧手不释卷，闭室笔耕，日子过得平淡如水。幸好老友王文治辞官家居，正主讲镇江书院。因是久别重逢，相互间的走动便很频繁，给孤寂的书院生活带来许多乐趣，王文治以诗歌、书法著于世，文人习气浓厚，退归后沉酣歌舞，买僮教之度曲，“行无远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随。”每有客至，张乐共听，日夜不倦。客去乐散，默然禅定，自言：“吾诗字皆禅理也。”故而与姚鼐交谈时，满口都是屏弃俗念，反求本性之类的佛家语，往日豪纵之气已经衰减。姚鼐生性恬淡，年轻时即对老庄之道有所参悟，中年以后，在王文治影响下，逐渐对佛学产生了较大兴趣，下笔为文作诗，暗蕴佛理禅趣，平添一段气韵。桐城市博物馆收藏姚鼐对联一副，联文“万类同春人己合，太虚为室岁年长”，落款“惜抱居士鼐”，估计即为晚年所书。姚鼐与诗人蒋士铨也有交往，有一年，蒋氏赴京路过扬州，特来拜见姚鼐，席间闻王文治身边家僮能歌吟，善吹笛，便当场谱曲，令其横笛长歌，三人团坐，饮洒听曲，执手叙旧，备极欢娱。朱子颍虽公务繁忙，但身为地主，只要有空，就邀二三知己，或煮酒夜话，抱膝长吟，或徜徉山水，登高舒啸。镇江江中有金、焦二山，遥相对立，风光奇秀，为当地名胜。姚鼐曾与王文治、朱子颍同游。当日，三人并立山间，只见长江之水滚滚东逝，舟楫往来上下，鸥鹭出没远方，悠然若有所悟，遂令画工作《金焦同游图》，以志留念。不久图成，三人却因故不得不说再见。姚鼐怅然写下“二客并知非一世，两山回首有余踪”的诗句，分寄二人以纪其事。
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一日，姚鼐继室张夫人卒于梅花书院。八月，姚鼐辞去教职，运柩回桐城，厝之于县南五里。大约在这前后，朝廷嘉赏《四库全书》编修人员，念及姚鼐辛劳，欲任姚鼐为御史，业已记名，被姚鼐婉言辞谢。大学士梁国治看重他的才学，托亲信转告：“君若出，吾当特荐，可得殊擢。”姚鼐回函，借口“仲弟先殒，今又丧妇，老母七十，诸稚在抱，欲去而无与托，又身婴疾病以留之。”予以谢绝。
居乡未及两年，姚鼐即被安庆敬敷书院聘为主讲，一任就是八年。其间，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结识来黄山、安庆等地游玩的文坛怪杰袁枚。说起来，袁枚与姚鼐的们父姚范还是同科进士，关系不薄，可姚范似乎对他并不欣赏，甚至当袁枚出都时，文人集送，征题盈轴，只有姚范默然不作表示，袁枚遗憾地说：“姚君著述千万言，临别赠我无一语）”究其原因，恐与袁枚放诞言行有关。袁枚行事，率性而为，时人多有非议。在学术上，不愿为汉学，也不愿为宋学，而立志为文学，门陈：“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叛逆精神，学术取径与自己不同的人物，姚鼐却一见如故，倾心相交，胸怀之广自非姚范所能企及，这也许是桐城派发展到姚鼐堂庑始大的原因之一。
乾隆五十三年(1788)春，姚鼐应邀主讲歙县紫阳书院，秋初归里。闲居两年后，赴江宁（今南京）主讲钟山书院，时达十一年。江宁乃袁枚辞官后买宅寓居之地，城西有他花三百两银子购得的私人花园“随园”，园名取“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并随之而已”的意思。姚鼐居江宁，与袁枚游最久，建立了很深的友谊。袁枚75岁那年，曾患腹疾，累月不愈，自以为不治，诚邀姚鼐预作挽诗。姚鼐应命作绝句四首，得到袁枚首肯。不久袁枚病体痊愈，健朗如初，姚鼐的诗也就没有派上用场。嘉庆二年(1797)，袁枚溘然长逝，姚鼐悲痛不已。第二年十二月，他怀着深情，撰写《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盛赞袁枚的才华与政绩。
嘉庆六年(1801)，姚鼐已经71岁了，因年老体衰，畏涉江涛，改主安庆敬敷书院，为时四年，曾作《庐州府治序》，预见省会应设于合肥。嘉庆十年(1805)，再主江宁钟山书院，并于嘉庆十五年(1810)与诗人赵翼赴江南乡试鹿鸣宴，时年八十，仍耳聪目明，齿牙未豁，“行步轻健如飞，见者以为神仙中人。”赵翼“亦八十余，然行步需人扶掖矣。”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85岁的姚鼐偶染微疾，迁延数月，竟至不治，于九月二十三日卒于钟山书院。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十一月初八同元配张夫人合葬于桐城东南乡桦阳岗保大杨树湾铁门口。 一代文宗，长眠于此，清风明月相伴左右，文气诗韵长萦故园。
姚鼐自40余岁远绝仕禄，一直任书院山长，主讲江南，春风化雨，奖掖后进，历时四十年，门生众多。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在姚鼐门下开出长长一串名单，也仅是其中较有出息的人物而已。姚莹以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刘开四人为“姚门四杰”。
曾国藩则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去刘开入姚莹，将管、方、梅、姚并：称为姚门四大高第弟子。其实，“姚门四杰”之说只是后人为张大桐城古文旗号所取的一个名目罢了，像其他人如陈用光、吴德旋等人，皆有所长，亦同被世人推重。
“姚门四杰”中，管同死得最早，他是姚鼐评价较多较好的学生之一，说他在写诗方面很有发展前途。现在看来，管同的特长却在古文，邓廷桢说他“师姚先生之文而不袭其派”，能自成面目，不一遵桐城派轨辙。梅曾亮与管同是同乡，早年喜欢骈文，后识管同，乃转师姚鼐，改习古文，并深得姚鼎心传，成为继姚氏之后桐城派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在嘉庆、道光之际，“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连曾国藩也称他“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其弟子远达桂、赣、湘、晋各省，使桐城派的影响由长江下游扩展到江南塞北。方东树为桐城人，崇拜朱熹，著《汉学商兑》抨击乾嘉汉学；著《昭昧詹言》阐发桐城派诗旨，皆极有见地。姚莹为姚鼐侄孙，最具经世之才，论文重视才、学、识，笔下多经世文章，指陈时弊，大多慷慨深切。刘开英年早逝，诗古文颇具阳刚之气，能畅所欲言，识者以为他关于情、理相济的议论反映了乾、嘉时代儒教传统对于个性解放思潮的一种妥协。另外，江西新城人陈用光（1767-1835）虽官运亨通，但终生不废文墨，其古文“扶植理道，宽博朴雅”，“静虚澹淡”。江苏宜兴人吴德旋（1767-1840）为文清曲澹雅，其《初月楼古文绪论》(由吕潢记述)在传播桐城派文学主张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这些姚门弟子籍贯不同，性格与遭际各异，文风也不尽相同，但都是那时文坛上的著名人士，对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各有贡大盛，姚鼐受其影响，也曾致力填词。考据大师王鸣盛对此不以为然，私下里对戴震说：“吾昔畏姬传，今不畏矣!彼好多能，见人一长，辄思并之，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故不足畏!”姚鼐闻之，认为很有道理，于是辍词不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是由于姚鼐的率先垂范，姚门弟子才能不汲汲于功名，不斤斤于得失，保持作家木色，勤奋创作，寻求新变，使桐城派沿着“三祖”开辟的道路向前推进，故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
类篡蕴卓识 文论自精严
姚鼐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门下诸生常向他请教作文之法。姚鼐认为文法不可以凭空而论，于是着手编选《古文辞类篡》，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门径。以后四十年间，他既以此书教人，亦时时斟酌修订，以期更加完善。因此，该书凝聚姚鼐毕生心血，行世以来，家传户诵，影响深广。一代伟人毛泽东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便读过该书，并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友人萧子升，称：“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篡》畸于文，曾(国藩)书则二者兼之。”并推举姚鼐《范蠡论》为史论的范文。 现代学者钱基博一生执教，自言“所恃惟一部《古文辞 类篡》”，称赞该书“分类必溯其源，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示来者以途辙。”的确，在世所公认的我国古典文学三大选本中，梁萧统《昭明文选》分类繁杂，内容不丰；清初吴楚材、吴调侯之《古文观止》选文虽精，惜分量不足，且有伪作窜人。唯姚鼐《古文辞类篡》内容形式俱精，文辞兼备，博而不芜，堪称古典文学第一善本，自嘉庆年间姚氏门人康绍镛刊之以来，二百年间，刻印至数十上百起，亦古所罕见。
姚鼐选文，有自己的一套标准，那就是词必通雅，句必合法，篇章有序，语言有体，并以此衡定取舍。凡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章，如诘屈聱牙、堆砌词藻的骈文和明末某些佻巧之文，一概不选。姚鼐对两汉文章有所轩轾，以为西汉古文高古气盛，较东汉为佳，故选东汉文章远不及四汉多。从前方苞奉命编《古文约选》时，不取班固，姚鼐则将班氏《曲都赋》选入书中，态度较方氏宽容，也较容易为人接受。对六朝靡丽气弱的文风不满，这一阶段的作品不选。
对写作者而言，体裁的辨别特别重要。因为文体不同，文章的风格和布局也不尽相同，故下笔之前，先要明确文体，才不致茫无头绪。姚鼐在这方面别具匠心，他跳出前人分类不厌其烦的旧框框，在《古文辞类篡》中将文体分为十三类，即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肿赋和哀祭。每一类都冠以简练的引言，溯源竟流，独抒已见，比《昭明文选》分类更为科学。方苞排斥”汉赋中板重字法“，而姚鼐专门列出辞赋一类，将文学性较强的辞赋作为揣摩借鉴的对象，两相对照，则姚、方二人对古文的理解，乃至古文艺术性的观照，已有宽狭之别。
姚鼐编撰该书，不仅博采精择，审体明类，而且有评说，有校勘，品藻精当，见解深刻，如论司马相如的《谕蜀》与韩愈《驱鳄》认为两文杼轴相同，同为托事寓意之作，这个观点颇具新意，发前人所未发，，他还运用考证方法，以《战国策》、《史记》、《汉书》对校，较其长短得失，修订旧本之讹、误、脱、衍。为读者提供极大方便。
总之，《古文辞类篡》，是学习古文的最佳入门，也是桐城派的最好宣传，它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吴汝纶甚至认为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尊之为六经以后第一书，以后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的书籍尽可废去，独留此书，就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估价虽然过高，但严格意义上的较为纯粹的散文，因为《古文辞类篡》的通行，而风行于世，却足不争的事实。受姚鼐的启发，晚清前后的文人多热衷于推出自己的古文选本，以增加影响，如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王先谦、黎庶昌两家之《续古文辞类篡》，蒋瑞藻之《新古文辞类篡》、吴曾祺之《涵芬楼古文今钞》、王文濡之《续古文观止》等，这些选本在编纂体例方面大多受到姚书的启迪。
姚鼐的文论，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的“神气”说，有许多独到见解，在体系性和理论性方面，更加完整而周密。一方面，姚鼐所处的乾嘉时期，汉学声势很盛，骈文光芒四射，这种时代风尚使他不得不变更前人相对狭隘的文章观念，而在义理之外，兼取辞章和考证，追求三者统一，从而取得较方、刘二人更高的立足点，为其散文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姚鼐与方、刘相比，虽说“经术根底不及望溪，才思奇纵不及海峰，而超卓之识，精诣之力，则又过之，善深于文事者也。”管同《公祭姚姬传先生文》称其”上究孔、孟，旁参老、庄，两氏之书，诸家之作，皆内咀含精蕴，而外觉浸其辞章。”说明姚鼐对前人的学术文化思想能兼容并包，取长济偏，胸襟与眼界都超人一筹。同时，由于他对政治的态度较为通脱，兼之壮年即隐，心无旁骛，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文章功业，因而在文学、文派、艺术审美等方面的自觉性，远比方、刘二人来得强烈。
在姚鼐构建的文论体系中，“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观点，始终占据核心地位。为了提升文学原理的审视高度，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他提出：“夫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夫诗至善者，文与质备，道与艺合，心手之运，贯彻万物，而尽得乎似之所欲出。”所谓“道与艺合”中的“道”，既指天地自然之道，又指儒家道义精神，两者各具内涵而又相互一致，“言而成节，合乎天地自然之节，则言贵矣。”“艺或曰“技”，即指文学，“诗文皆技也，技之粘卉必近道。故诗之美者，命意必善。”“是故君子求乎道，细人求乎技；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这些观点俱为前人所未及!长期以来困扰文人的“文”“道”矛盾在姚鼐这里迎刃而解。既然道与艺合，那么在创作中无须顾忌太多，所以吴德旋在《初月楼古文绪论》中发出“文章不可不放胆做”的呼声，作为对老师的回应。所谓“天与人一”，就是说作家的先天禀赋要与后天学力相结合，使两者互补相济，以提高创作才能。他举例说杜甫“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堪称“天与人一”的典范。姚鼐强调作者天赋的重要性，以之为写好古文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也反对恃才而不刻苦，提示人们“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启，必不能尽其神妙，然苟人辍其力，则人亦何自而启之哉“。对天资与学力的辩证关系讲得很透彻。为了解决横亘在眼前的一系列时代课题，例如汉学与宋学的关系、诗文创作与研究学问的关系等，姚鼐提出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观点。在他之前，人们也探讨过学问分类的问题。宋代程颐将“今人学者”归纳为三类：文章之学、训诂之学、儒教之学。戴震在《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八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但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出发，视“文章”为末事，根本不予重视。姚鼐则不然。他在《述庵文钞序》中提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在他心目中，三者能辅相成，不能偏废或割裂，但又不能件小齐观。 三者之中，义理是主轴，是考证的导向、文章的灵魂，只有义理树立起来，文章才有所附，考证才有所归。他对士人“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深为不满，有意融合宋学、汉学及唐宋古文于一炉，并在阐发文章精义方面不遗余力。“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十年矣”。这段独白体现了文章家姚鼐的精神所注与价值取向，也显示出他与道学家、考据家本质上的不同，，为追求为文之至美，姚鼐力主“兼长者为贵”，“尽收具美”“以祛”“一偏之散”，因对他考证态度度较为豁达，认为“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他在创作中，也运用考证，但它不同于汉学家的“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而是融于辞章之中，水乳交融，文气贯通，他的《登泰山记》、《游灵岩汇》等篇什既有充实可信的内容，又有较高的审美情趣，是将义理、考证、文章结合得较为完美的典范之作。
姚鼐以振兴古文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不惧寂寞，下功夫总结写作经验，并希望有天分卓越之士脱颖而出，“上继古人，振兴衰敝。”他的这种良好愿望在“近日后辈才俊之士，讲考证者犹有人，而学古文者最少”的社会大背景下，要想实现，殊为不易，更何况他对为文者的先天素质要求又是那样的高。古文一派要在文坛立足，就必须有一批坚定的实力派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为此，姚鼐呕心沥血四十年，抉微发蕴，培育英才，为古文的纯洁与普及付出了巨大努力。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对散文理论的宏观把握上，更体现在对散文艺术的微观剖析上。他的“为文”八字主张、他的阳刚、阴柔之别，较其关于“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以及“义理、考证、文章”合一的论述，更为具体，更易被人领悟和运用。这几个方面既有层次的区别，又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而周密的体系。
姚鼐在《古文辞类篡序目》中，将散文艺术要素进行了高度概括。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者。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这就是说，前四者近于虚，既是内在的要素，又是有形的外在规则；后四者近乎实，是外在的要素，又是无形的精神境界，但最终还要从有法走向无法，从必然走向自由，达到通造化之自然的为文至境。境。姚鼐的散文八字决，与刘大?的“神气”、“音节”、“字句”之说相比，更加缜密而细致，，后来曾国藩的“古文四象”、“八字之赞”，张裕钊用“神、气、势、骨、机、理、息、识、脉、声”和“味、韵、格、志、情、法、词、度、界、色”二十字调配阴阳，都脱胎于此，且都没有超出姚鼐的范围。
天地自然，千变万化，多姿多彩。作为合才力与自然于一体的文章，也应各具风貌，绝不能呆板单一。文学是人类思想感情具体形象的表现，而形象本身就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感受的高度概括和提炼，透过艺术形象可以准确分析和显示作家风格。基于此，姚鼐借用古代的哲学范畴，在继承利发展前人文章风格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阳刚美”、“阴柔美”的观点。在《复鲁?非书》中称：“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巳；文者，大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两类文学风格的鲜明特征，并认为阳刚、阴柔不可“一有一绝无”，而应是主刚而含柔，主柔而含刚，阴阳相生，刚柔相济，如此方能达到美的极致。在阳刚与阴柔之间，姚鼐更推崇阳刚，认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这一倾向深深地影响了姚门弟子及桐城派晚期作家，他们的文章以雄奇挺拔见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期作家能醇而不能肆的缺陷。
综上所述，姚鼐在桐城派文论的发展与完备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不愧为集大成者。作为刘大櫆的嫡系传人，他直接师承了刘大櫆尚艺的思想，姚鼐的许多见解都可以在刘大櫆那儿寻到蛛丝马迹。对于方苞的“义法论”，姚鼐敢于大胆修正，并加以发展。他曾直言：“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所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方苞尚简，称“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姚鼐则主张对繁简作具体分析，只要“内充而后发”，“理得而情当”，虽“千万言”而犹寡。这种对散文生动性的强调，是对方苞“义法”戒律的突破和补正。由此可见，桐城派文论在“三祖”时期，渐次发展，日臻完善，达到了最高峰，让后来者望而兴叹，难以超越。
古文开新境 诗书亦风流
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性，姚鼐的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困苦的不多，抒发个人情思和抑郁之感的较多，内容不够充实饱满，但总体而言，他的写作态度较刘大櫆严谨，对散文艺术的探求较为深入，故其创作能别开新境，卓成一家。近代学者刘师培不满桐城派文风，独对姚鼐评价较高，在其《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以为“惟姬传之丰韵……则又近今之绝作也”。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称：“姚姬传风度秀整，边幅急促。”这说明，姚鼐文章的最大特色，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曰“韵”，一曰“谨”。
先说“韵”。姚鼐平生最佩服归有光，尝以“太仆文章宗伯字”相标榜。太仆即是归有光，宗伯为董其昌，两人是姚鼐在文章、书画方面学习揣摩的对象，姚鼐欣赏归文“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深有会处。”至于姚鼐自己的文章，正如吴德旋所评：“拣择之功，虽上继望溪，而迂回荡漾，余味曲包，又望溪之所无也。”这是学归有光真有心得处。但凡论学说理之文，要写得韵味盎然，极难。但到了姚鼐笔下，却气韵横生，形象生动，可读性很强。如《赠钱献之序》云：“钱君将归江南而适岭表，行数千里，旁无朋友，独见高山人川乔木，闻鸟兽之异鸣，四顾天地之内，寥乎芒乎，于以俯思古圣人垂训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于余论，将益有合也哉!”以诗化语言道难言之意，可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其序跋之文，或如《食旧堂集序》的一往情深，或如《海愚诗钞序》的意深旨远，或如《左仲郛浮渡诗序》的慷慨真切，或如《礼笺序》的疏荡奇纵，或如《恬庵遗稿序》的隽逸跳脱……，无不跌宕有致的，富于韵味。其记体文笔端贯注诗情，体物达意不乏情趣，章法严谨不戕灵性，笔墨雅淡不伤风采，自有一种清逸高朗的意态美。其《登泰山记》、《游灵岩记》等篇静洁精微，明润澄彻，令人挹之不尽，已成游记中的名篇。有趣的是姚鼐虽曾慨然有志于远游：“他日从容无事，当裹粮出游。北渡河，东上泰山，观乎沧海之外；循塞上而西，历恒山、太行、太岳、嵩、华，而临终南，以吊汉、唐之故墟；然后登岷、峨，揽西极，浮江而下，出三峡，济于洞庭，窥乎庐、霍，循东海而归，吾志毕矣。”他除了与泰山一度相逢外，与其余名山大川始终无缘，诚如别人打趣的那样，姚鼐“居里中，一出户辄有难色，尚安尽天下之奇乎”? 尽管如此，姚鼐的游记并未因所游山水之无名而逊色，相反，即使再平淡无奇的地方，经姚鼐之眼，人姚鼐之笔，便不同凡响，姗姗可爱。如他游家乡龙眠山后所写《游媚笔泉记》、《游双溪记》、《观披雪瀑记》等一组山水小品，幅短而神遥，墨简而灵动，勾勒山水形态逼真传神，使人行身临其境、怡然忘返之感，而《少邑尹张君画罗汉汜》、《袁香亭画册记》、《金焦同游图记》等杂记类作品，也都气韵生动，洗炼简净，不失为经典之作。
再说“谨”。如果说姚州文章以韵动人吸取了刘大?为文之长，那么他的下笔之“谨”，则袭承厂方苞之遗绪。他一再教诲人们作文要寻“好题目”，“大抵好文字亦须待好题目”，若“题内本无甚可说，文安得而不平也”。他劝人不要写那些无聊应酬文字，自己率先垂范。朱筠于姚鼐有荐举之泽，且政声颇著，姚鼐作《朱竹君传》，亦只着重写其建议纂修《四库全书》一事。王文治为姚鼐密友，由御试翰林第一，出为云南知府，可圈可点之事很多，但姚鼐写《丹徒王君墓志铭》，却只写其归田之后，而归田之后，独取其聚歌伶与持佛戒二事，以矛盾之事凸显传主个性。这些都是对方苞“常事不书”原则的继承，也是慎重选材、严谨为文的体现。姚鼐集中多短文，语言简洁，但内容并不单薄，结构尤为严谨，风姿高妙而法度俨然。如《孙忠愍公祠记》写孙氏一门忠义，秩序井然，繁而不乱，文气浑朴厚重，与其人其事相互激荡，感人至深。《岘亭记》字不到四百，由钟山而岘亭，而建亭之人，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浑若璞玉。《赠孔伪约假归序》从泛论孔子后嗣落笔，引出孔为约的得举进士，再叙其不以科名富贵为重的品行，由此带出自己对他的希望。全文层层深入，脉络分明，为姚文中构思精密的佳作。《张逸园家传》、《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等篇幅相对较长，但叙事简练，巧于布局，章法谨严，姚鼐《与张林阮》中说：“文章之事能运其法也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有一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密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仿，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姚鼐堪称有才而善用法。
姚鼐终生致力古文创作，“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惟如此，他才能取得丰厚的创作实绩，成为文坛一代宗师。尤为难得的是，他的古文虽以平淡自然、风神萧散见长，但亦不乏胆气，不惮直说。如《原任少詹事张君权厝铭》对当时“两刘相国”的知贤而不言，《张逸园家传》对大学士于敏中的嫉贤，均有所揭露。在《旌表节孝大姊六十寿序》中，宣称“故贵贱盛衰不足论，惟贤者为尊，其于男女一也。”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对“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的观点予以批驳，认为“言而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这些言论颇为大胆，与刘大槐“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亦可慨也夫!”“女子犹有能明大义者，而男子则泯然惟知富贵利达之求”的观点，实在是后先相继，一脉相承，说明姚鼐也有思想，只是从不轻言罢了。
姚鼐诗名常为文名所掩，不为人所尽知。其实，“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姚莹在《桐旧集序》中指出，桐城诗风兴于明代中叶，“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信哉斯言!
姚鼐论诗，主张熔铸唐宋，推崇黄庭坚诗有一种“兀傲磊落之气”，曾选《山谷诗钞》以救性灵派“纤佻”、“轻薄”之弊，洗涤作俗诗者的胸臆。他自己的诗，诚如钱基博在《石遗先生八十寿序》中言，继承了刘大?“错综震荡”之风，“参以黄济翁(庭坚)之生崭，开阔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正可谓“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张裕钊
以姚鼐七律与施闰章五古、郑珍七占并推为清朝第一。而姚莹以为其“诗以五古为最，高处直是盛唐渚公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调者，时有王、李之响；学宋人处时人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俊高远，直是天人说法，无一凡近语矣，”姚莹是姚鼐侄孙，他这样说虽有高自标榜之嫌，但就其所举实例来看，与实际基本吻合，如《淮上有怀》：“吴钩结客佩秋霜，临别燕郊各尽觞。草色独随孤棹远，淮阴春尽水茫茫。”《大观亭》：“中丞祠倚石崖青，杖策秋风更一经。举目衰林如脱发，几人采菊制颓龄。清江三面舒州郭，南岳千峰皖口亭。落照横天鸿雁起，独凭长啸对冥冥。”都是充满雄健之气的好诗，才调独出而气象宏大。像“尽室相看浮汶去，数山如画人船来。”“百年身世同云散，一夜江山共月明。”等句，确如诗人郭鏖所评，“家在浔阳江上，?乃一声，有时绝唱。”难怪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姚鼐之诗叹服不已!
姚鼐的书法造诣极深。他初师董其昌，得其神髓；后取法王大令，得其神韵；暮年之书，清疏枯淡，气洁神清，运学问文章之气发于毫端，信笔写来，即为墨宝，高致逸气，超迈千古。包世臣《艺舟双楫》列其行草为妙品，与刘镛、邓石如并为清代书法之冠，并曾题姚鼐跋法帖云：“姚老之书充悦如是，而洞达之神奕奕可当奇观，此帖町得，此跋不可得也。”又题云：“次日临姚老之书一过，乃知此老书深于北魏，略参河向少师之法，宋、元恶习，无所沾染，直当与玄宰颜，非但方行今日已也，为之叹绝。”邓石如因慕姚鼐书名与人品，特请他亲书一轴，妥为珍藏，其推崇姚鼐，一至如此!姚氏亦善绘画，偶作山水，气韵流动，曾拟唐寅山水卷，丘峦参互，笔墨苍秀，自题云：“拟唐六如原本，聊以自娱，不可使外人见也。”
姚鼐论书法，也贯彻“天与人一”的主张。在《快雨堂记》中，他借王文治之口，表达自己对书法的见解，认为学习书法，既要有“成翼而飞，无所于劝”的天赋，也要有“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的功夫，并能“俟其时而后化”。在《论书绝句》五首中，他主张有神，谓“笔端神功有天随”；不应迫求形似，“论书莫取形模似”；更要扫除积习，“古今习气除教尽，别有神龙戏绛霄。’姚鼐翰墨为世所重者，正在于此。
为宦、为文、为师，悉负时誉；古文、诗歌、书画，并称三绝，这便是姚鼐，这便是桐城派集大成者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