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桐城 > 印象桐城 > 桐城派 >

桐城派概述

2015-02-13 来源:未知 作者:桐网小编 浏览次数: 我来说两句
关键字: 桐城 桐城派
导读: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

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它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座丰碑。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师事、私淑或膺服他们的作家,遍及全国19个省(市)计1211人,传世作品2000余种,主盟清代文坛200余年,其影响延及近代,对当代为文亦不无启迪借鉴之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刘,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确言“派”。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他在《欧阳生文集序》中,称道方、刘、姚善为古文辞后,说:“姚先生治其术益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应运而生。
    清代诗、词、文俱有其派。以地域名派者,诗有秀水派,词有常州派,文派则莫盛于桐城派,故当时有“天下高文归一县”、“声名冠天下”之盛誉。那么,时属僻壤的弹丸之地桐城,为什么会成为桐城派的发祥地,使桐城成“派”呢? 周中明教授的近作专著《桐城派研究》,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桐城“风景秀丽、宜人的生态环境”,熏陶净化了本邑桐城派作家的身心,一改文坛“以华靡相尚”,“连篇累牍,皆属浮词”之陋习,把古文引向了自然纯朴、清正雅洁的正途。如戴名世说:“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县”,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又说:“窃以谓天下之景物,可喜可愕者不可胜穷也……至于用之于文则自余始。”可见宜人的自然风光对桐城派作家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桐城“外江内湖”的开放性和 “群山为之左右”的封闭性的地理位置,又使戴、方、刘、姚“四祖”等“得以经常往来于南挥作用,提高声誉,扩大影响”;内陆交通封闭的特征,才又使世俗腥风秽雨的侵蚀得到抵御。戴名世说:“四封之内,田土沃,民殷富,家崇礼让,人习诗书,风俗醇厚,号为礼仪之邦。”这种淳朴社会风气,养成了桐城派作家为专心致志于古人的道德、文章而不懈探求的独特性格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二,“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促进了桐城派作家的茁壮成长和人才辈出。桐城人历来把“穷不丢书, 富不丢猪”奉为金科玉律,《没有先生名不成》、《劝学》等民歌,都反映了民间社会尊师重教的良好风气。正因此,桐城明清两代就拥有进士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比同属安庆府的怀、潜、太、宿、望五县进士和举人的总和还要超出数倍以上。“宋画第一”李公麟、明代进步政治家左光斗、明末清初唯物主义哲学家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清代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等,都出自桐城,为桐城派作家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才的辈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桐城“成学治古文者综干百计”,所以形成了同辈之间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体效应。如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即喜爱同乡里众学子“相与砥砺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为桐城派创始人,又与他常同开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关系;刘大櫆在古文上的显赫名声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 又离不开“名重京师”的方苞的栽培、赏识和提携;姚鼐的成才和出名,则又直接得力于刘大櫆的谆谆敦诲。 这种名师出高徒、代代相传的连锁反应,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才辈出,出类拔萃。
    第三,“育才先育人的家庭教育环境”,对桐城派大作家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全系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皆有较高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从小抓起,十分严厉;如方苞五岁,其父即教章句,口授指画,未成童,“五经”即能背诵;刘大櫆父兄均以教书为业,幼年即从读,双目失明的祖母更是督学不辍;姚鼐从小即受其伯父姚范的言传身教。二十岁即授徒四方;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诗》、《礼》二经即由其母口授,且“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贤哲事。”同时,他们也十分注重艰苦奋斗的家庭传统教育,发扬其祖辈艰苦创业的精神。戴、方、姚的远祖皆系桐城外来移民,不历经艰苦奋斗难以立脚根。如戴名世说:“得闻先世遗训”,听长辈“相与述先世轶事及祖宗创业之艰难。余虽幼,备志之于心。”姚莹也指出:“夫劳者乃成之资,而逸者实败之券也。”他自己和他们的后代正是吸取这一历史教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才在各自的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尽管戴、方、刘、姚等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但其家庭并不富裕,所以重视留给后代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忠厚为本”、“读书好古”、“清贫自守”等。如姚莹说:“家德所传,惟以忠厚为本。”又说他所得的遗产,“独先世遗书而已”,而先世“虽或仕于朝,官于四方,独无余禄,以给子孙,及莹之身益困,常惧坎坷,不能自立,以坠先人之业也。”因此促使他“日夜兢兢,冀有所就”,历经十余年的刻苦努力,终成大器,以奋勇抗英的民族英雄和“姚门高第弟子”而闻名于世。
    桐城派于清初崛起,在全国文坛取得200余年盟主的正宗地位,绝非偶然。这要从清王朝文化政策的特征和桐城派对它的适应性上。要从桐城派在古文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卓然贡献上,来认识其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清王朝系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原,在统治全国268年中,虽然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也为祖国创造了空前大统一的政治局面,使清代成为封建文化大融合、大总结、大繁荣、大成熟的时期。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清朝统治者文化政策的特征是在大兴文字狱,残暴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网罗人才为其服务,表现出对各种人才的作用具有颇为宽松的包容性。同时,康熙着力推崇程朱理学,以表明其治国策略与汉族历代王朝在政治思想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而具有正统性,从而达到彻底征服人心的目的,史实证明清朝统治者是靠励精图治发展壮大起来的。康熙提倡程朱理学,而又非常注重实用和言行一致,反对空谈义理。 他说:“若门虽不讲, 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 此即真理也”,又说:“凡所贵道学者, 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空言。”上述思想文化政策的特征,正适应了同样尊崇程朱理学、身体力行为文的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为其致力于总结和探讨古文的写作规律,繁荣古代散文创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
    桐城派非政治集团,而是学术流派。虽尊崇程朱理学,但更主张“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清王朝的文化政策首要的是强调文章要为其政治服务,而桐城派则更坚持文学家和文学本身的主体性,且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创立了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这是桐城派之所以兴盛、发展的最根本性的内因。
    桐城派的散文理论,是对秦、汉历代以来史传文学写作经验的吸取和总结。其散文理论滥觞于戴名世,正式提出的是方苞,又经刘大櫆的补充,至姚鼐发展而完善。应该说,早在明代本邑“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著名诗人钱澄之等,即推崇左、庄、马、班的文章,对桐城莘莘学子无疑有一定影响,对桐城派“四祖”尤其是对生于明末的戴名世,起到了明显的启迪作用。
    戴名世(1653-1713),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这也是我们称戴名世为桐城派的先驱者、开山祖,理应尊为“一祖”的事实依据和理由。
    方苞(1668-1749),在清代乾隆时被誉为“一代文宗”,桐城派的创始者。他首创的“义法”说,被视为“凡文之愈久而传”的根本法则,是集古今文论之大成”。“义法"说,是方苞文学理论的核心。 他在《又书货殖传后》文中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变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里的‘言有物’,指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主要反映客观现实。戴名世在《答赵少宰书》,曾明确指出:“今夫立言之道莫著于《易》,《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戴名世和方苞先后同样说“言有物”, 又均以《易》为根据,充分说明方与戴的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方苞的“言有序”,指文章在艺术形式上,要结构井然严谨,行文清真雅洁。戴名世在这方面虽少于论说,但他比方年长15岁,方是在戴长达十年的直接指点、栽培下,才茁壮成长起来。清初文坛的特点是“重道轻文”、无病呻吟和摹拟剽袭,方苞一扫“臭腐”,以“言有物”、“言有序”为主要内容的“义法”说,总结了我国古文创作的历史经验,极大地促进了清初古文的发展。
    刘大櫆(1697--1779),桐城派的拓大者。他终生以教书为主要职业,与方苞、姚鼐是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被方苞赞赏为奇才、“国士”,极力推崇,多方提携,故刘对恩师方十分敬慕。刘大櫆的文学主张是“神气”说,他在其文艺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中说:“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 文之最组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如此着意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是刘大櫆的独创, 因而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拓展,也是对戴名世“精、气、神”的继承,从而丰富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
    姚鼐(1732-1815),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莹也说:“望溪文持,恒以理胜;海峰以才胜,学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桐城派以明归有光接绪唐宋八家而上追史迁,远溯秦汉,为其文统之源流,故其文论不仅完整系统,且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姚鼐又手编《古文辞类纂》,作为散文创作的“样板”刊行于世,从而从文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扩大了“桐城家法”的影响,天下文人宗法桐城者趋之若骛。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
    桐城派千余人的创作队伍,其散文作品可谓汗牛充栋。2000余种作品既体现了桐城派文论的共性,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又各具特色。清代以降,编辑出版的桐城派本籍作家文集450余卷, 非桐城籍桐城派作家著作,更是不胜数计。 不少名篇佳构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等,一直选作大中学校文科教材。而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郭沫若、钱钟书、朱光潜等,都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润泽。
    自清乾隆中叶至今,对桐城派的评论从未间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该派为“桐城谬种”,此后功过是非再也无人斗胆问津。解放后,虽有少量持论公允的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然终难形成气候,而“文革”中自是在劫难逃。直至1985年11月上旬,海内外百余名专家学者汇聚桐城参加首次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才从文论、史学、哲学、美学、文章等多方面给予了桐城派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责任编辑:肩上蝶)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