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为什么要当众读？口头语言比书面语言更真实

        有一篇《陕西咸阳严禁中小学生坐“爱心座”》的报道说，该市教育局要求，每个学生结合自身出行实际，书写一份“遵守交规 文明出行”承诺书，自查不文明出行陋习，自觉纠正不遵守交规的不良行为。
 

　　在中国，只要是有初级读写能力的人，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自己写过，或读过他人的书面保证。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书面保证常见的变化形式就是书面检讨。检讨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保证永不再犯检讨了的错误。检讨不光是要用写的，而且还要当众大声地说出来，才有可能通过检验。
 

　　人们相信，口头语言比书面语言来得真实，因为从说话的声音、腔调和说话时脸色和身体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出说话人的真实情绪和内心想法，而这些是书面语言可以隐瞒的。口头保证是一种古老的“誓言”仪式，也是口头文化留下的痕迹。一个人为了表明诚心和决断，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大声赌咒发誓，或者胸口一拍：“要是说谎，天打五雷轰。”要是搁在很久以前，这种口头的保证就已经足够了。但是现在不行了，口头承诺必须正儿八经地写在纸上，签字画押，这样才显出郑重其事，永不赖账。至于书面保证是否更便利于“存档”，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此不议。
 

　　在书面保证仍需口头表达这件事上，不难发现，一方面，人们仍然认为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袒露心声；另一方面，人们更认可书面文字的实在价值。这种实在性与真实无欺、刻骨铭心、真心诚意是可以分割的。今天写的检查或保证，明天时过境迁，完全可以不认账或全部推翻，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界限也正在变得模糊不清，功能自然也就难免混乱。比如开会时的领导发言，基本是照章宣读，既如此，何不发个文件，让大家细细阅读，慢慢领会。
 

　　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大学里。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里对于真理的认识，同印刷文字的结构和逻辑是密切相关的。因此，高学位的候选人必须把自己的专业见解写成论文。这是因为，“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但另一方面，学位论文还须口头答辩。按道理说，这是为了让答辩委员会有一个当面核查候选人研究结果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大学里，这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表演艺术，还没有听说过有剽窃的论文是因为口试而现出原形来的。
 

　　小孩子犯了错，大人要小孩子认错，保证永不再犯：你说，以后还敢不敢？孩子说：不敢了。大人说：大声点。孩子更大声又说一遍：不敢了。大人却再次要求：再大声点。这是口语文化的痕迹，不够大声与十分大声虽然说的是同一句话，但含义是不同的。不同声调(高低)和语调(强弱)表达的是不同的“意义”，那就是“有”或“没有”决心。
 

　　因此，要用怎样的语气说话才算是合适的表达方式，成了一个难题。小孩子不可能回答得出，但是会汲取经验教训：你能否说出被要求的“正确回答”，这个回答能否被权威人士(家长或老师)接受，取决于说话是不是足够大声。
 

　　这种对“大声”的认识，在孩子长大以后会在他使用书面语言的方式中反映出来。由于文字中无法使用“大声”，夸张其词(哪怕有肉麻和高级黑之嫌)便成为唯一的可行方案。当然，使用惊叹号也是个不错的替代方式。
 

　　我两岁多的孙女，已经知道一些英文字母。一次，我带她出门，她看到一个路边的牌子，上面写着“NO! ”她出声拼出这两个字母，然后指指那个惊叹号问：爷爷，这是什么？我一下子蒙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幼儿教育专家。她说，你跟你孙女说，看到这个“！”，就把前面的字说大声一些。书面保证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